【反修例半年】校園成戰場 我和我的學生：該教？不教？
「警方今早在上水拘捕12人，涉嫌管有尖銳的路障、鐵釘、電鑽等，懷疑用作刺穿車胎，被捕人士中有6名學生及1名報稱教師……」聽到電台傳來的這段新聞，小巴司機說了句：「後生讀屎片，先生教屎片。」「Call台」傳來其他司機七嘴八舌的討論，「都唔知點教，教到成班黑衫（人）搞事。」
過去半年，香港因為反對修訂《逃犯條例》運動而致烽煙四起，示威集會成為日常，不論黃藍陣營都不能否認，整個香港沒有任何人能夠獨善其身，「政治」已滲透每個人的骨髓。當中大、理大校園先後爆發嚴重衝突，當被捕學生人數不斷上升，當人人關心那11歲的小孩戴上豬嘴面罩站在前線當「衝衝子」（勇武衝擊的抗爭者），即便有再多人呼籲「學校遠離政治」，但輿論的劍鋒似乎已指向一眾教育工作者的頸項，老師的一言一行，無論是校內或校外，猶如置於放大鏡下備受注目……
12月6日，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以17人贊成、12人反對、無人棄權下通過由民建聯議員葛珮帆和張國鈞提出針對教師操守的無約束力議案：
要求教育局嚴肅追究違法違紀老師，包括發放煽動仇恨言論，或慫恿學生參與非法集會或街頭暴力，以及呼籲所有學生不要在網上發放任何暴力罪行或仇恨言論。
有人說，這是新一波的「清算行動」。自青年被捕的數字公布後，不少輿論把矛頭指向教育界，一眾教育工作者彷彿成為了青年上街抗爭的始作俑者。從前，香港教育制度時常被詬病過於追求精英主義，「求學只為求分數」，但在這半年以來，建制中人重新定義了香港教育問題—學生被老師洗腦而參與違法行為。
「正是他們在毀掉香港教育的優良聲譽，在毀掉香港教師這一神聖職業，在吃着孩子們的『人血饅頭』製造政治話題。他們不怕『暴力病』傳染給更多的學生……他們只是一味地『為反對而反對』，何曾半點珍視和敬重教育？！」—《人民日報》12月13日
「在校園裏，一些無良教師利用話語權在課堂……將個人政治立場灌輸給下一代，危言蠱惑心智尚未成熟的年輕人，讓其中不少人成為不辨是非、蔑視法紀的『黑衣人』。」—《新華社》10月9日
「為何他們不會認為反而是有這樣的教育，所以，他們（前線示威者）才不會更加extreme（極端），到目前為止他們仍是少數？因為我們一直在教理性思考。完全不去講（社會事件），希望學生乖乖地坐在課室裏，這只是迴避問題、不去處理。這是最理想的嗎？」剛在9月才新入職的中學老師家泳如此說。面對坊間的質疑，她心裏有許許多多的衝動，包括想駁斥建制派對通識教育的窮追猛打，也包括質疑學校應否遠離政治。
學校不可能不談政治，歷史科說每個政權的輪流交替，有其存亡興衰的理由；通識科裏「今日香港」的單元不可能只講「獅子山精神」，而不談香港從殖民地到特區的政治體制。所以，愈來愈多人問應該怎樣談才合適，許許多多的教授學者都「蹦」出來，給出不同準則，但不外乎是理性討論、立場兼容之類。
半載反修例運動 老師都變「新丁」
只是，在教與學以外，老師面對「勇武」學生的提問，面對有學生被捕，他們心裏總有同樣的想法：是不是行多一步，就可避免事情發生呢？但下一刻又會想：自己可做到什麼地步呢？很多很多問號在這半年不斷累積，不論是資深還是初出茅廬的教師，在反修例風波中都變「新丁」。
同樣是中學老師的阿瑩憶述，9月開學的第一天，她走入課室，剛把一堆表格文件擱在教師桌上，便有學生在座位上大聲問：「Miss，你是『黃』還是『藍』？」另一名學生則問：「老師，你上個星期有沒有去（抗爭）？」結果，全班同學隨即起哄，阿瑩感受到一雙雙熱切的目光注視着自己，心下猶豫：是答還是不答？是承認還是否認？
最後，她笑笑口帶過問題，以其他話題轉移學生的視線，「我不只怕有人舉報，那種要當着全班學生回答政治立場，就像『公審』一般，這才叫人害怕。」
「如果有學生這樣問我，我會反問：『這樣問有意義嗎？』」與阿瑩不同，家泳的回答更為坦白直接。她托了托架在鼻樑上的眼鏡說：「我個人是不用『黃』、『藍』去區分別人，如果我是的話，大概也不會願意接受你的訪問吧！」
在家泳眼中，如果只是簡單答學生一句是「黃」還是「藍」，只會讓學生以為老師已持既定立場。她更想做到的，是讓學生理解什麼叫「立場」，「與其問立場是什麼，不如讓他們知道這一切是建基於什麼才更重要，是不是每個人都要take side（站邊）的呢？是不是只有100%『黃』或100%『藍』的人呢？立場先行是沒意思的，你是『藍』便杯葛你、便可淋紅油嗎？所有的盲撐都是不好的。」
反修例風波持續至今，「黃」、「藍」之間愈見對立，情況比2014年雨傘運動時更嚴重。不少人把「黃」、「藍」說成是人性與良知之別，這種論調不獨在社交媒體上出現，課室裏也有。家泳記得有次上通識課時說起某項政策，「黃」的學生拉到反修例事件來說，「藍」的學生則會反駁，雙方你來我往，寸步不讓，「你要交流意見，要make sure（確定）是『交流』。吵架是沒有意思的，訴諸情緒也是。我大聲時你又大聲，鬥大聲是沒有意義的。」
你要交流意見，要make sure（確定）是『交流』。吵架是沒有意思的，訴諸情緒也是。我大聲時你又大聲，鬥大聲是沒有意義的。
「他們原來可能是朋友，但今次（吵架）後會認為對方是什麼人？作為大人，最要好的朋友很多都是在中學時期認識的，但中間插了這樣一宗社會事件，對他們（學生）來說，之後回想會有怎樣的感覺？」
怕見學生被捕 可做之事有限
他們以後的路會很難行吧……更重要的是，歷史會如何記錄他們呢？
阿瑩害怕在電視直播上看見熟悉的臉孔被扣上手扣或帶上警車，暴動罪最高可判監十年，「是十年……十年啊！他們以後的路會很難行吧……更重要的是，歷史會如何記錄他們呢？」教歷史的她知道，歷史通常由成功者撰寫，誰勝誰便萬世流芳，誰負誰便讓後世奚落。那些被捕的學生，他們是「不畏強權的抗爭者」，還是「無法無天的暴徒」？
身為老師，她們坦言可做的事少之又少。「現在的細路你阻也阻不了。你只能盡力叫他們考慮清楚，叫他們衡量風險與自己的能力，但他們周六周日要去哪裏、做什麼，誰知道？」阿瑩不是想推卸師長的責任，只是她更清楚，在資訊爆炸的年代，學生不再是只懂囫圇吞棗的一代，不再依賴老師單方面「餵食」，學校也不再是吸收知識的唯一場所。在她眼中，教育不是要培養出一個個猶如倒模般、聽教聽話的「機械人」，而是讓他們懂得獨立思考並作出個人選擇，縱然他們的選擇未必如成年人所料，但終究是他們的個人決定。
家泳認同阿瑩的觀點，只是心裏多了一份矛盾：「面對着未來一兩年將會成年的學生，我不可能只說一句『行或不行』，如果他很認真地告訴我，他清楚後果，即使我說不行，他也聽不入耳；如果是抱着『人出去我又出去』的心態，我當然會力阻。」她嘆了口氣道：「不過，我也希望他們盡量不要出，與我個人認為事情是對是錯無關，是純粹不想我的學生發生什麼事，不希望看見（被捕）那個是他們。」
我會掛心的是，長假期後回來（班上）是不是人齊？會不會少了一個？
保安局表示， 6月9日至11月21日，警方因反修例風波共拘捕5,856人，18歲以下的有902人，佔總數約15%。最年輕的被捕者僅11歲，12至14歲被捕者有159人（見圖）。另外，有4,698人的案件仍在調查中，當中938人已完成或正處於司法程序，被落案控告人士中，18歲以下的有102人，佔總數約10.9%；報稱學生的有362人，佔總數約38.6%。
違法背後有因 對錯界線模糊
抗爭模式愈來愈多，亦愈趨向「違法」，像「獅鳥」（「私了」諧音）、「裝修」（示威者以此形容破壞行為）藍店，像在沒有不反對通知書下遊行集會而觸犯「非法集結罪」，還有更為複雜的《禁蒙面法》爭議。要怎樣向學生解釋這一切？
「有時候，我也不知怎樣做才是最好，不知怎樣向學生解釋為何有些違法行為會有人接受。」阿瑩提到通識科教香港法治時會談及法治精神這基本概念，「我只能站在通識立場告訴他們，法治精神最基本的是『有法可依』，最高的層次是『以法達義』……除此之外，有時我會思考是否可進一步告訴他們：當有『惡法』出現、制度出現問題，是否一定要遵守？」
這令阿瑩非常糾結，因為她怕這種說法會變相鼓勵學生違法，「誰會叫學生去送死？」記得有學生曾對她說：「畀人拉都無所謂，讀書有咩用？香港都無未來。」她內心深處最害怕這種視死如歸的宣言，所以她猶豫了。
家泳則給出另一個答案：「這件事（犯法）對不對？一定不對，但我理解它背後的目的，這種理解不會正當化事件（犯法行為）。如果所有事情都只停留在講what（什麼），是很粗糙的，沒什麼好討論。」她解釋，行為背後必有動機，單純看行為而忽視動機，不能完完全全解釋為何現在的違法行為仍得到一定數量的市民支持，「這是一種思維訓練，有助大家好好分析理解，不會陷入『二元對立』的局面。」
有立場不專業？ 好教師如何定？
立場偏「藍」的人會視這種討論為鼓吹學生參與違法行為，因為沒有明確阻止學生去做。阿瑩與家泳慨嘆，反修例風波中衍生的不信任不只出現在市民與政府之間，還出現在家長與學校之間。有老師表示，曾有家長把他在社交平台發表針對反修例風波的帖文截圖，並向辦學團體投訴，老師因害怕飯碗不保，迫不得已「噤聲」，甚至關掉社交平台帳戶。對社會事件有立場，就不能成為一位「好老師」？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於12月20日表示，目前有80位教師及教學助理被捕，局方至今收到123宗與近期社會事件有關的教師專業操守投訴，當中有13宗已完成處分，包括發出5封譴責信、7封勸喻信，另有1名官校教師涉使用不當教材被停職調查。此外，有30宗個案不成立，31宗正待教師回覆，以決定跟進行動。
「每個人都有立場，那所有人也不用教吧？因為有立場便不專業嗎？這是完全不合理的。」家泳帶點憤怒地說：「這是對教師專業的不信任。我可以對大家講我是『黃』，但專業的意思是，不論你個人立場如何，在教學的過程中，你去幫助學生思考，而不是收窄他思考的範圍。你與他討論，是梳理他的想法，不是鼓吹他去做某件事。用醫生作例子，他不會因為你是『黃』是『藍』而不救你，也不會因為你是大陸人而不輸血給你。這便是專業。」
受訪的老師都再三叮囑，不要披露他們的真實名字，以為他們擔心「飯碗不保」，得到的回應卻是：「我是擔心學生有麻煩。」家泳在訪問快將完結時說：「即使政府今天說可滿足『五大訴求』，但很明顯的是，我們回不去了，太多東西已失去了。」
（以上受訪者名字皆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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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刊登於第194期《香港01》周報（2019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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