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工經濟．一】權益保障欠奉　自僱外賣車手如「自生自滅」

現代人在智能手機上劃劃Apps便可有求必應，足不出戶，一日三餐都有人外賣上門。在外賣訂單完成後的幾十分鐘內，後台程式開始運轉，外賣平台將訂單分派給就近的外賣員，都市人的便利生活由平台與外賣員互動完成，一個個具體的外賣員構成龐大外賣平台的毛細血管。而面對下雨天遲到十分鐘將外賣送達的疲憊外賣員，你準備給其打「劣評」時是否想過：面前的勞動者是外賣平台界定的「自僱人士」，沒有享有勞動保障，在下雨天冒着被罰錢、滑倒後責任自負的危險，衝刺到你家門口，而顧客的評分或可能影響外賣員排名，進而影響其在下一輪的「搶更」中所獲工作時長。

像上述外賣服務等需求，依託互聯網而生的零工經濟（Gig Economy）在香港雖然姍姍來遲，但在其他國家頻發的勞動權益問題，香港也一樣存在，由於政府對新經濟形態研究、立法或修例遲滯，目前香港的互聯網平台外賣人員的勞動權益並沒有受到應有的保障。

夜晚十點半，灣仔愛群道清真寺旁，剛剛放工的外賣員三三兩兩在昏黃的路燈下踢毽子，電單車則安靜地泊在巷道裏。十點半可能正是普通上班族準備休息的時間，他們的休閒時刻才剛剛開始。

「你以為我們會飲酒放鬆，不是的」，Mohammad指着年輕人說：「做這一行實在太多stress了，所以，每天收工，這班後生仔就在這裏踢毽子，昨天還踢到兩點鐘。」

Mohammad原籍巴基斯坦，已在香港居住四十六年，說一口流利生動的廣東話。曾經從事波斯地氈生意的他現在兼職做Deliveroo的車手，他是見證着外賣平台在香港扎根的最早一批員工。

Mohammad人生經驗豐富，在年輕的外賣員中間儼然「教父」：「做這行沒事就沒事，各個都說自己開車很犀利，遇到事情的時候你看看他怎麼想」，Mohammad指着站在一旁的Benny，示意他轉頭展示傷口。Benny年初送外賣時遭遇車禍，耳旁有蜿蜒顯眼的縫針痕迹：「108針呢。」

Benny和Mohammad都算是Deliveroo的老員工，但在香港還有其他幾間備受歡迎的外賣平台，據職工盟餐飲、飲品製造及酒店業組織幹事何鴻興介紹，目前香港的主要外賣平台有Deliveroo、Foodpanda和UberEats，車手普遍青睞前兩間平台。平台以其較高的時薪、簡便簽約手續吸納了大量全職從業人員，據Foodpanda和Deliveroo公關部提供的信息，目前公司活躍車手數量為2,000名左右。

Deliveroo、Foodpanda、UberEats、順豐等外賣平台都是「零工經濟」的具體例子，零工經濟是指工作者通過互聯網平台快速匹配服務予有需求者，經平台調配，工作者按需工作的新型經濟模式，服務提供者以「獨立承包人」（independent contractor），也即「自僱人士」身份與平台簽約。一個外賣員只為一家餐廳配送的景象已不再常見。

「自僱人士」的權益未受到勞工法例保障，但在互聯網外賣平台的僱傭議題上，不僅僅是自僱人士的權益得不到保障如此簡單，與互聯網外賣平台自願簽訂「自僱」合約從事零工經濟的人員，按照工作事實是否屬於「自僱」本身也存疑，平台外賣員的「真假」自僱問題更未得法例釐定，其遭遇交通意外所受工傷尚並未有統一標準補償。

消費者熱情擁抱「互聯網+」帶來的便利新生活，資本湧入呼喚「無老闆、更自由」口號的互聯網平台，各大互聯網平台輪流坐莊最終決出勝負後，零工（Gig Worker）剩下的是更不合理的剝削。一部份人享受便利，另一部份提供便利的勞動者合理權益被漠視，互聯網帶來的如此現實不可能是社會的理想圖景。

網絡平台廣為流傳外賣員月入兩三萬元的勵志文章， Deliveroo公關部提供的數據顯示，該公司所有外賣員平均時薪為100元左右；而Foodpanda稱車手平均時薪為130至180元。

同樣來自巴基斯坦的K，正是因為平台外賣員收入比其他服務行業高而加入，在做外賣員之前，他是東涌一家機構的保安員，月薪一萬元左右。

聽朋友說做外賣收入頗豐，K從巴基斯坦探望家人回來後，便向公司辭職，進入外賣行業。他先在油麻地做UberEats全職車手六個月，每天做12小時，後來更搬家到元朗，註冊了Foodpanda的帳號，在元朗區上班。他當晚很幸運，接連接到的訂單都在商場附近：「幾分鐘就送完了，一單65元呢，下一單去喜茶，我知道在哪。」

K展示他接下來幾天的「排更表」，他在Foodpanda的排名上還屬新手級別，每天只搶到八小時的更，這在外賣行業算少。

外賣員收入豐厚？既不穩定又沒安全網

粗略計算一下K的收入，Foodpanda在元朗區的服務費為一單65元，每小時大約可以完成兩單，假如每天都能排上8小時班，一周工作7天，可以有約31,200元收入，如果一周只工作5天，也有約22,880元的收入。「資深員工」Benny一個月穩定收入是三萬元。相比起政府統計處公布的今年第2季住宿及膳食服務行業收入平均數16,760元，中餐廳服務員76.4港元的時薪，平台外賣員收入確不俗。

但何鴻興對外賣員「高收入」的現狀並不樂觀，他認為最大的風險是收入不穩定。從前Foodpanda還未受行業競爭的影響時實行僱傭制度，車手都是員工，保證時薪，再按每單計價。行業生態如風車般不停變動，現在，Deliveroo是按距離計算服務費，幾個繁忙時間有時薪保障，Foodpanda現在則是全部按單計價，這就意味着外賣員可以獲得的時薪比以往更高，但如果不走運，這個小時內接不到單的話便零收入。

外賣員要月入兩三萬，拿到較高的工資，依賴着許多不可控制的因素：搶到足夠的工時、所接獲的單距離適中、在上班時間有人點外賣並且電腦給該車手派單、身體一直健康且在排班時間都能上班。

開一天工，才有一天的收入，「自僱人士」沒有帶薪假期，電單車保養費、油錢、罰款都要自己掏腰包。

此外，平台對服務費、津貼福利有單向控制權，外賣員對「薪金」（收入）並沒有議價能力，無法預知自己收入何時會縮水。很早就開始從事外賣的Mohammad對福利的變化感觸更深，公司剛進入香港的時候還會有油費津貼，報銷罰單，每個月請車手吃一餐飯，「印巴裔的就在清真寺的餐廳吃」，現在，油費津貼早已取消，服務費也不斷在調整。

香港大學社會科學院學者林喬伊認為，隨着外賣員愈來愈依賴這份工作作為生活基本收入來源，公司制度的調整則會深刻地影響外賣員：「在調整外賣車手的工作時間及工作報酬等方面，平台公司擁有絕對的決定權，通常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推出不同的公司政策，外賣車手往往只能夠被動地接受相關政策，正正是『have no stake in』整個公司的運作。雖然大部份外賣車手似乎比較滿意現時的工作和收入，但是，參考其他平台經濟的例子（如Uber），我們就知道如果政府或者工人/工會都無法對平台構成監管或者約束，那麼未來，無理或者損害工人利益的公司條款恐怕陸續有來。」

在傳統的僱傭關係中，調整薪金、辭退員工都有一定的通知期，而這在互聯網外賣平台與員工的關係中則不太適用。2018年1月發生的Deliveroo外賣員罷工事件，正是工人對公司隨意更改制度的抗議。

Deliveroo稱公司在2018年10月開始為全球外賣員提供「個人意外保險保障」，包含意外醫療費用賠償和住院賠償等，Foodpanda亦稱給外賣員提供免費的個人意外保險。但具體手續如何，還需要進一步了解。

Benny悻悻地說，自己可能就是公司購買意外保險後的「first case」，才會如此倒霉地連申請程序如何走、賠償計算方法都不清楚，他還在尋求報銷醫藥費的路上摸索。今年2月，他駕駛電單車時，一輛私家車突然改道，Benny來不及煞車，連人帶車摔倒在地，幸好Mohammad及時趕到幫他，叫了救護車送去醫院急救。

Benny按照公司發來的郵件連結填寫申報單，提交了警察的證明和病假紙，但從4月開始申請，直到現在公司一直未有回覆。如果是在一般的僱傭關係中，僱員若在受僱期間因工遭遇意外，以致受傷或死亡，僱主須負起《僱員補償條例》下的補償責任，除了要發還墊付的醫療費之外，僱主還會支付工傷病假錢（僱員遭遇意外時的每月收入與暫時喪失工作能力期間每月收入差額的五分之四）。

在遇到意外的時候，外賣員並沒有良好抵禦風險的能力。外賣員主動要求工作更長時間，以獲得相對較高的收入，可勉強算是他們給自己提供的薄弱安全網。

上文節錄自第184期《香港01》周報（2019年10月14日）《零工經濟興起 權益保障欠奉》。

更多周報文章︰【01周報專頁】《香港01》周報於各大書報攤、OK便利店及Vango便利店有售。你亦可按此訂閱周報，閱讀更多深度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