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黃梓謙對話——我為什麼退出民主思路？

政圈耳語，黃梓謙是「立大志、謀大事」的人，然而，他從政四年來，據聞已兩度婉拒加入特區政府的問責團隊，如今又宣布退出「恩師」湯家驊創立的智庫「民主思路」，並揚言不會參與年底區議會及明年立法會選舉。很多人問，黃梓謙到底想做什麼？他說，應該先問當下香港亟待解決的是什麼，以及經過兩個月的反修例浪潮之後，從政者應該反思到什麼。

黃梓謙是很好的受訪者，答問時邏輯清晰又條理分明，彷彿自帶PowerPoint在進行精彩演說。但同時，他又是很難訪問的對象，你問「A」，他會跟你說，在回答「A」之前，應先思考「為什麼會有A」。例如，問他為何會在風頭火勢下離開民主思路，他說，「我應該先回答自己的從政初心是什麼？當初為什麼加入民主思路？一直以來想做什麼？」

從政初心是什麼？

不太熟悉黃梓謙的人應該會說，「還不是想做立法會議員！很多政治人物都是這樣！」——這答案又對又不對。他2012年獲得志奮領留英獎學金（Chevening Scholarships），前往英國牛津大學攻讀國際關係研究碩士時，已表明「牛津是政治家搖籃，冀回港後加入政界」；到2015年透過時任大律師公會主席譚允芝認識退出公民黨的湯家驊，翌年代表民主思路出戰立法會港島區直選鎩羽而歸後，仍有志透過選舉展開從政之路，更盛傳他為此先後婉拒出任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政治助理和特首辦特別助理之職，大有「不做議員心不息」的氣魄。

問題是，加入民主思路就只是為了做議員嗎？做議員又是為了什麼？「佔中後社會撕裂，我和民主思路一樣，想修補對立，團結大多數，做好『一國兩制』。而香港最重要的出路，就是創造社會流動，確保公平公正。」黃梓謙這番很標準的標準答案，或許不符合當下的所謂主流期盼，卻是他出身基層、奮發讀書、成功上流所形成的情懷，也和他多年來在報章撰文所強調的「要超越保守激進的主導，把民主轉化為良好管治，以改善民生為從政目標」如出一轍。

「筆者理想中的中間派不易為，他們擁有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所說的政治家特質，即熱情、責任感和冷靜的判斷力。他們對政治的複雜性有深刻理解，處理政治問題時，不盲目合作或抗爭；不盲目偏左或偏右。這樣中間派難免被指兩面不是人，但實際上他們不是沒有原則……正因為中間派不易為，社會才易受二元對立所困。」——那條路從來不易走，只是沒想到，他四年前在《開啟超越激進保守的政治新時代》這一席話，竟成了這些年的寫照。

但正如19世紀英國政治家帕默斯頓（Lord Palmerston）的名言，「政治上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自從黃梓謙上周三（7月31日）宣布退出民主思路後，原本視他為「敵人」的突然當他是「朋友」。不過，他並沒有被「掌聲」沖昏頭腦，反倒認為「正好反映社會的二元對立」，並強調這不是他離開的主要原因，關鍵是他一直在反思「為何仍然未能尋求有效的修補撕裂方案？為何未能透過這個平台去創造更多社會希望？應該用什麼平台什麼身份，才能更好地幫助香港？」

「《逃犯條例》的修訂爭議，反映香港深層次結構問題積壓已久，讓我更急切反思應該盡快做些什麼。我暫時得出的答案，是想聚焦社會流動和資源分配的問題，用更獨立的身份，創造更另類的平台，更準確地拿捏普羅大眾的心聲。」他強調，和民主思路的理念價值仍然一致，也非常感激湯家驊帶他出身，但自己精力有限，「更想尋求更大的空間，去凝聚我以前未必能凝聚的人，更有效回應社會。」

「反修例」中反思了什麼？

很多人都說「重啟政改，實現普選」是解決當前撕裂的靈丹妙藥；四年前的選舉論壇上，當工聯會郭偉強問及黃梓謙「如果佔領行動再現，社會再次撕裂，你會怎樣解決」時，黃梓謙的回答亦如是，說要「重啟政改，實現普選」，提高政府認受性。不過，四年過去，他對「民主選舉」和「修補撕裂」，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這也打亂了他再戰議會的計劃。

「我對『民主』的反思是，如果一味追求民主但無法帶來良好管治，那種民主就未必是最能夠得到市民支持的民主。」黃梓謙說，香港社會很多元，有人拒絕民主，怕社會動盪，所以他們多看管治而少看民主，但也有人認為，管得好不好是後話，首要確保人人公平參與的價值，「我們要的，就是既享有一人一票，又實現良好管治，但在現實政治下，這兩種人好像無法共處，而香港目前亟需有人帶領我們凝聚共識。我很想做貢獻，可惜現在條件不足。」

黃梓謙還說，英國脫歐鬧劇及美國特朗普現象，都引發他對「民主選舉」的另一層思考——傳統精英已失效，必須邁向新精英價值。他引述《New Power: How Power Works in Our Hyperconnected World - and How to Make It Work for You（動員之戰—在超連結世代建立、說服、引導群眾，達成最佳效益）》一書說法，指傳統精英活在制度框架內，「根據自己坐什麼位置，決定自己擁有多少權力」，高高在上、脫離群眾，而社交媒體的迅速發展，導致傳統精英的「離地」表露無遺，也促使以個人信念凝聚群眾支持的新精英崛起。

「傳統精英停留在特定的階級視角，未能做到有效的資源分配。極端情緒、民族主義、民粹主義的出現，在在說明了問題，香港亦正面對這樣的全球化危機。」黃梓謙大膽設想，香港未來的新精英，不在於他們讀多少書、打什麼工、賺多少錢，甚至應該摒棄「自己是精英」的想法，盡量貼近民眾生活經驗，並以團結社會、解決問題為本，去感召社會大多數。除此，他亦提到「身份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重要，「無論是環保、性別平等、同性婚姻等議題，都會被民主化推到政治前沿，從政者如果沒有明確看法，根本無法凝聚群眾。」

至於對「修補撕裂」的反思，按照他的邏輯，「修補撕裂」前，應該認清「什麼是撕裂」。根據一般香港人的理解，撕裂源於政治意識形態的二元對立，對黃梓謙而言，「貧富差距愈來愈闊，其實等同政治光譜的不停撕裂」，這也是他一直強調政府應該促進社會流動的原因。

「我們以往閱讀『經濟表現』時，往往只關注GDP和失業率，只要GDP保持增長，失業率又維持在低於3%的接近全民就業水平，就以為經濟發展有成果，完全沒有考慮貧富差距有沒有收窄，以及扣除通脹後的打工仔月入中位數有沒有改善。」黃梓謙指出，後兩者對衡量經濟成果及社會上流尤為重要，從政者不能再視而不見。

依他之見，港府急需改變理財哲學，循兩大方向創造社會流動——首先，要反思如何在資本主義框架下，採取更積極主動的資源再分配，令最有需要的基層持續有效地獲取更多的資源，而不是想着派錢，或者自我催眠「this is what capitalism means」；其次，必須重點規劃、認真設計、大力發展產業政策，創造大量優質工種，才能帶給普羅大眾希望。

「四年的經驗也令我明白，若要修補社會撕裂，首先不要把自己放在『撕裂』的其中一個面，必須能夠和大部份香港人建立關係，以大部份人關心的事情作為主要課題。我希望找到這些課題，營造一些條件去推動我想看到的改變。」對黃梓謙來說，從政者應該是「問題解決者」，而不止是「問題指出者」或「問題監察者」，但當他嘗試修補社會撕裂這個大難題時，卻無可避免地掉進問題的漩渦，「例如公民社會當中，有很多無名英雄，他們不搞政治，而當你搞政治，他們不知道應該怎樣和你溝通合作。在新精英崛起的社會，肯定不是只有一種身份才能影響社會，所以未來兩三年內，我想透過有用的課題連接不同的人。」

離隊打算做什麼？

「不過，相對於我下一步想做什麼，當下我們最迫切需要回答的，是香港怎樣才能恢復我們想要的繁榮穩定。」就此，黃梓謙拋出「三步走」方案—首先，必須放棄極端暴力，避免傷及無辜，也勿再衝擊國家主權權威；其次，當社會冷靜下來，當局應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了解整場反修例浪潮的來龍去脈，交由備受社會尊重的人士裁決誰是誰非；最後，特首林鄭月娥應根據調查結果循多方面改善，包括提升監警會權力和認受性，檢討警隊處理大型衝突的應對方法，或者考慮特赦部分被捕的年輕人。他強調，「如果沒有民意基礎，他們不會持續使用極端暴力。所以，香港人要團結起來，才可以令社會恢復平靜。」

「從政者固然要聽取民意，但更加應該用你的方法領導民意。真正帶領民意的才是領袖，但很多時候，都是民意強過政治人、嚇走政治人。我真的很難想像，有政治人物說，『我控制不了民意，所以我就往後站一些』，怎麼能這樣呢？有些政治人，光是叫大家不要使用極端暴力都顯得很困難，都怕流失選票，那你如何搞政治？如何對得起你的下一代呢？」黃梓謙慨嘆。

黃梓謙又向特區政府建言，冀當局有系統地提升政治敏感度，考慮重設中央政策組民調及兼職成員，令特首緊密掌握民情。另外，在吸納年輕人方面，他則建議當局和年輕人建立一種共同服務社會的關係，「很多不滿社會的年輕人都是有心服務社會的人，關鍵就在於把他們的emotion轉化成為action，把activism轉化成為voluntarism。例如政府可以讓18區的民政專員，建立他們的（區政）隊伍，和年輕人共同思考，如何守護社區。」長遠而言，特區政府則應該盡快建立政治人才儲備庫，並迅速展開70後、80後的接班計劃，「由有經驗的人做顧問，讓年輕人可以向前走，而不是由有經驗的人帶頭，等年輕人跟在後面，這種關係不打破的話，社會的refreshing，或者現代化的政治，就沒有辦法持續發展。」

「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如果從政不是為了下一代，你今天做的事根本站不住腳。每一個從政者都應該回答，你想為你的下一代打造一個怎樣的社會？」黃梓謙滔滔不絕，但仍然沒有明確回答他到底有什麼大志、想做什麼大事，他亦不願評論過去兩度婉拒加入政府的傳聞，只強調目前參與兒童事務委員會及平等機會委員會等公職，都有助他了解高官思維、明白如何與公務員合作，「可以更好地裝備將來發展的可能性，這樣對我更加好。」

在不少人心目中，黃梓謙的形象可能比較傾向傳統精英——從政前已身居上市公司葉氏化工集團要職，目前更是基匯資本的公共事務及市場總監，經常被朋友揶揄「寧願減薪也要入議會」。

但黃梓謙說，他是普通不過的香港人，在屯門友愛邨長大，一家四口住200多呎的公屋，從小沒有機會學習琴棋書畫，只能打打街波做做運動，入讀中文中學後在全級240人中考第166，又以全班尾四成績原校升讀中六，最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入了香港大學——「我和很多基層有共同經歷，我們小時候那種單純的社區情懷，就是建構社會的重要力量。我希望當我有能力的時候，可以盡力保護所有和我小時候有共同經歷的人，讓他們有可以專心讀書的環境，將來有機會向上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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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74期《香港01》周報（2019年8月5日）《對話黃梓謙—我為什麼退出民主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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