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英「黃金年代」背後 充滿陰影的社會問題
上文提及，許多年輕人認為英國殖民時期的香港，不只是開放較高、自由範疇較廣，就連政府的獨立自主性，都比現今港府來得更強。而房價高漲、水貨客橫行、醫院爆煲等民生問題，歸結於港府事事跟緊中央步伐，大力推行中港融合政策，反而罔顧香港本土利益所導致的惡果。但90後出生的博客項敦榮，卻認為現在香港言論自由的程度，以及民生政策的落實，其實都已比殖民時期來得更好。
承接上文：自由開放信任 回歸後香港價值變調了嗎？
「現在言論自由的程度比港英好很多。」項敦榮舉例，香港人可以公開指摘、諷刺行政長官，但在英殖時期，如果有人公開指摘港督，或會被警察「政治部」調查。「我們現在沒辦法調查『政治部』的實際作為，因為所有檔案在回歸前都被銷毀，所以香港不能像德國統一後一樣，可以到檔案館看自己以前被調查的情況，這也是構成『神話』的一部份。香港人看不到港英政府的鎮壓系統如何運作，因為沒有證據，很容易相信港英很自由的神話。」項敦榮認為，歷史上所有政權都有服務市民的一面，也有國家機器壓迫人民的面向，這是不可迴避的政治現實，港英政府自然也不例外。
1934年設立的「政治部」，架構上隸屬於「皇家香港警務處刑事部」，但實際上是英國安全局設立的「駐港分局」，除了進行對中國的諜報工作外，也會監控可能造成管治危機的社團組織或國共黨員，一旦認定調查對象有顛覆或危害政府之虞，或會遞解出境。例如著名左派人士、華人革新協會莫應溎，便是政治部長期調查跟蹤的對象，在1952年發生「三一衝突」過後，遭港英政府遞解出境。由於特殊的任務需求，政治部可說是最富神秘色彩、執法權力最大、也最令人聞之色變的政府管治單位。然而，隨着香港回歸在即，港英政府於1995年解散政治部，並將所有敏感的秘密資料全數銷毀或運回英國，曾服務於政治部的華人也獲安排移民英國，享有優渥的退休待遇，部份則直接轉入廉政公署。有關政治部的工作內容與行徑，也在解散後被紛紛出版成書，或成為電影創作津津樂道的題材。
黃金年代背後充滿陰影的社會問題「此外，大家覺得特區政府做得差過港英政府，那要先檢證一下事實，以前的港英政府做了哪些事情，是現在政府沒有做的？譬如與年輕人攸關的青年政策，港英有沒有青年政策？如果有的話也是『六七暴動』之後，他們發現香港完全沒有青年政策，為了避免社會矛盾加劇，才開始推行一些擴大教育、青年活動政策。但他們並沒有比特區政府多做些什麼，純粹是當時社會、經濟環境有利於青年發展。」項敦榮指出，港英政府頂多是每年頒發幾個傑出青年獎，就連中學頭三年的義務教育，都是在聯合國的多方勸諭下才開始實施，對香港的青年問題並未投放太多心力。無可否認的是，港督麥理浩十餘年任期內，確實推行了大刀闊斧的社會福利及改革政策，其中包括十年建屋計劃、興建公立醫院、發展地鐵、紅磡海底隧道等大型公共建設，時至今日仍影響深遠，也成為香港人「反觀」現今港府施政無能的最佳寫照。
項敦榮指出，當時信奉大有為政府的社會民主主義抬頭，而麥理浩與英國工黨關係良好，而身為左派政黨，工黨期望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於是公營醫療、公營房屋等政策也被引入香港，藉此處理「六七暴動」之後的人心浮躁、矛盾叢生。「但是，港英政府從來不是社會民主主義的政府，就算受到工黨影響，公營服務水平仍然欠佳。被視為黃金時期的八、九十年代，屯門的公營房屋宛如歐美的貧民窟，罪案率非常高；九十年代前屯門區沒有一所醫院，出了事只能通過擠滿車子的屯門公路，送往荃灣或是九龍救治，而僅有的公營醫院就像戰區一樣躺滿了病人，醫護人員完全不足夠……這些都是九十年代香港的一部份。」香港電台1985年播放的《鏗鏘集：葵涌黑點》，記錄了舊葵涌邨公屋的居住環境—相當擠迫，公共廁所內骯髒不堪，煙頭、垃圾積滿地面。由於屋內空間過於狹小，許多青少年都到邨內的公共空間嬉戲，但那也成為黑社會延攬新血的好地方，全邨42座樓房中，就有39座受到黑社會控制；白天雖有警察在街道坊間巡邏執法，但一到晚上，沒有良好防護設施及管理員的公共屋邨，便成了魑魅魍魎滋養犯罪的溫床。
除此之外，在那個經濟騰飛的時代，香港也發生了多起震驚社會的大型搶劫案，持有重裝火力的搶匪打劫珠寶店、金行的事件層出不窮，在1994年發生的太古大廈金輪錶行劫案，匪徒更持手榴彈，並有路人在歹徒與警察槍戰時受流彈波擊身亡。此一時期治安不佳、社會動盪的一面，也成為許多香港電影取材創作的根源。1983年首播的《鏗鏘集：白衣天使》，則呈現了伊利沙白醫院逼爆的窘境。由於公立醫院資源有限，導致病人過度集中，但醫護人手和病床數量嚴重不足，院方只得在走廊、廁所增設病床，護士要抬着帆布床穿梭於病人和走廊間，其混亂程度猶如戰地醫院。
「反觀特區政府，雖然奉行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導致從殖民時期至今，政府都缺乏對香港的長遠規劃。但從回歸至今，福利開支已經增加了200%，全世界有沒有哪個地方的福利開支能在二十年間增加這麼多？我想應該很難。更何況香港是在保留自由市場的同時，去維繫極為龐大的公營醫療、房屋、教育體系以及社會綜合援助，相比港英，特區政府肯定更像是實行社會民主主義的政府。」只是，在社會、經濟及外在環境早已不斷變遷之下，儘管港府大幅增加社會福利開支，但港人仍然面臨物價、房價飆升、土地供應不足、產業結構單一、階級流動困難等問題，且棘手程度並不比港英的窘境輕微。在民眾追求的生活品質與價值理念已不可同日而語時，面對日益加深的社會矛盾，若政府的作為持續讓市民無感甚或「反感」，港人必然不會因為政府的開支比過去更多，便認定政府的表現比以前更好。
項敦榮認為，社會確實還有很多問題未解，但港英一去不復返，香港面對新問題時，不應該回頭呼喚以前，而是思考如何改進當下。上述三位「90後」的年輕人，同樣對香港歷史有濃厚興趣和豐富認識，但面對「以前的香港」及「今後的香港」，卻抱持不同的認知角度；或許，在不同的背景下，每個人面臨的難題與追求也不同，年輕人心中也都有自己獨特的答案。而前文提及的學者鄺健銘也認為，香港人「懷念以前香港」的想法，其實與世代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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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73期《香港01》周報（2019年7月29日）《從英殖香港到中國香港 年輕人心中的香港變了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