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鵬逝世】李鵬與六四 看一個爭議人物的「身後名」
上周二（7月23日）晚7時，內地央視《新聞聯播》與新華社等中央級媒體正式發布了前國務院總理李鵬在上周一（7月22日）晚11時許因病逝世的訃告。內地官方給予李鵬曾經的政治地位和資格相匹配的哀榮。官方訃告稱他為「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並稱李鵬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鬥的一生、光輝的一生，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的一生。」但他在港人，以至國際間的認識，更多的是在六四事件上的角色。撰文：何思、佑安
在李鵬的一生中，有關於他在中國電力事業上的功與過，有關他的家族傳聞，都是坊間熱議的談資。以三峽水壩為例，在李鵬擔任總理任內，三峽工程開工，這項耗資逾千億元人民幣、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樞紐工程，從立項之初就備受爭議。當時，還處在論證階段的三峽工程即在移民、環境和安全等方面存在不少爭議。對於這個爭議工程的上馬，人們多數認為水電專業出身和早期政治生涯集中在電力系統的李鵬發揮了主要作用。
即使在2002年李鵬從政壇正式退隱後，他的社會聲望也並沒有因遠離政治而恢復，相反倒是更加受累於有關其治家不嚴的傳聞。李鵬的長子李小鵬、女兒李小琳都曾擔任國家電力系統要職。其中，現任交通運輸部部長的李小鵬曾長期擔任中國華能集團和華能國際的領導職務，被稱為「亞洲電王」；李小琳曾任中國大唐集團副總經理和黨組成員、中國電力國際發展有限公司董事長、中國電力新能源發展有限公司董事長，被稱為「亞洲電力一姐」。中國五大電力集團，李家兄妹居其二，坊間因而有中國電力系統是李家天下的說法。李家兩位子女能在中國電力系統做到高位，很難撇清父親李鵬在電力系統的人脈和政治影響力的關係。
李鵬因為在1989年六四事件中的角色而成為中國最具爭議的總理，以至於「言六四必談李鵬，言李鵬必涉六四」，但六四的爭議顯然不是李鵬漫長政治生涯的全部—如果從1983年擔任中國副總理算起，到2003年退休前，他在權力的頂峰待了二十年。從政治生涯初期電力系統起家，到走上權力頂峰力主三峽大壩建設，乃至他卸任退休，子女的繼續經營，李鵬家族在中國電力系統龐大的影響力，中共政壇無出其右者。但是，正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六四」仍然是李鵬政治生涯中最大的爭議。
中央高度評價「旗幟鮮明」
相比於李鵬早期在中國電力系統以及後期在全國人大委員長任上的經歷，外界更為關注的是官方對他在國務院總理任上的評價，特別是在敏感的六四事件上的表現的評價。針對這部份內容，訃告稱，「在以鄧小平同志為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堅決支持下，李鵬同志旗幟鮮明，和中央政治局大多數同志一道，採取果斷措施制止動亂，平息反革命暴亂，穩定了國內局勢，在這場關係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重大鬥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內地官方對六四事件「反革命暴亂」的定性決定了，官方最終對在事件中持強硬態度的李鵬的評價總體而言是褒贊的。
從官方訃告蓋棺論定的態度可以看出，中國政府對於李鵬在六四中的政治站位，仍然持高度肯定的態度。不過在中國民間卻有着不同的聲音，六四事件最後以流血的悲劇結局收場，態度強硬無意讓步的李鵬被很多人認為需要承擔主要責任，長期遭受指摘與批判。
1989年，身為國務院總理的李鵬是六四事件中的強硬派代表人物之一。六四事件事態激化前，李鵬要求由時任中共政治局常委胡啟立負責，由當時的中宣部副部長、新華社副社長曾建徽起草《人民日報》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這篇發表於1989年4月26日的社論（史稱「四． 二六社論」）指「有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利用學生製造混亂，「全黨和全國人民都要充分認識這場鬥爭的嚴重性，團結起來，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
此後，5月19日，李鵬出面在首都黨政軍幹部大會上發表一篇言辭激烈的講話，宣布要「採取堅決有力的措施，旗幟鮮明地制止動亂」。儘管李鵬在發言中也承認學生「有愛國熱情，希望促進民主，整治腐敗，這同黨和政府要努力實現的目標是一致的」，但這篇被稱為「五一九講話」的言論依然引發學生和社會強烈反彈，被認為是彈壓的前奏。一天之後， 5月20日，李鵬以總理身份簽署國務院令，決定當日起在北京部份地區戒嚴。
同一段歷史 不同的解讀
原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在其回憶錄《改革歷程》中稱，李鵬在六四事件時極力主張武力鎮壓。在學潮中為了自己的「四． 二六社論」不被否定而使本可和平解決的學潮不得不暴力收場。書中還記載「（鄧小平）在聽了李鵬等人的匯報之後，同意把學潮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提出『快刀斬亂麻』加以解決。」
李鵬的回憶錄對於這段歷史的描述，卻呈現了不一樣的面貌。卸任之後的李鵬，著有三十萬字的《關鍵時刻：李鵬六四日記》，內中披露了不少內幕，李鵬寫道「5時半左右，最後滯留在廣場的2,000餘名學生和動亂骨幹分子，陸續從天安門東南角、正陽門東側，撤出天安門廣場，在撤退中沒有死一人。至此，非法佔領天安門廣場的這個毒瘤已被全部清除。我通知新華社立即發出消息，以通告全國和全世界。」還包括將自己在六四中的責任全部推卸，稱鄧小平當時已指示要有準備可能出現流血事件。李鵬自己亦已作最壞打算，準備好犧牲自己及家人的性命，阻止示威失控，變成好像文化大革命一樣的悲劇。
而且李鵬在日記中提到，是鄧小平決定派軍隊進入北京及實施戒嚴的，除了趙紫陽，所有人都支持鄧小平的決定。更是將六四爭議最大的地方—解放軍進城開槍，完全推卸給了鄧小平以及當時的中共領導層。
在趙紫陽看來，正是因為李鵬，使得本來能夠和平收場的示威遊行，最終走向了失控留血的局面。而在李鵬的眼中，出於對中共的忠誠，解決已經困擾中國近兩個月的示威事件，中國政府必須強勢，而在整個過程中是沒有人員傷亡的。與此同時，李鵬也認為自己只是鄧小平的傳話人，武力清場也只是鄧小平的意思。
兩個同樣經歷那段歷史的親歷者，因為各自立場的不同做出了截然相反的解讀。後世的歷史學家們在看待1989年那段激蕩的歲月時，將李鵬稱為中國第一批技術型官僚的代表之一。這個群體的官員被認為總是忠誠地執行領導人的命令，服從更高的權威。在六四中，李鵬的確忠實地服從鄧小平的決策，有人形容，李鵬就像是「鄧小平的一個小兵」、「象棋的一個棋子」。因而，有人稱，李鵬在六四事件中是一個被推到前台的角色。他機械地執行了中共高層的決策。
但實際上，李鵬在六四事件中並非是無預定立場的，他是當時對學生持強硬立場的關鍵高官之一。李鵬作為「強硬派」，在六四中所起到的推波助瀾作用，顯然激化了矛盾。所以在六四流血問題上，李鵬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也正是因為如此，1993年李鵬連任國務院總理時有210張反對票，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實屬少有，體現了中國的民意。
不要暴力雙輸 成對港啟示
回顧六四，總計這場運動從1989年4月15日至6月4日，為期約50天，其間反復進退、波動、轉折，種種必然和偶然因素碰撞交織。關於運動的過程和意義，當時局中之人的功過得失，至今仍是眾說紛紜，但是所造成的人員傷亡是毫無爭議的悲劇。 有觀點認為，六四事件是對中國政治問題的一次揭露和指控；有觀點認為，中國當局堅持了正確的方向，也付出了相當的代價；有觀點認為，中國本來可以把問題解決得更妥善一些；也有觀點認為，事件中的所有人都有各自的局限性，悲劇其實很難避免。
隨着過去三十年中國的改革進程，在中國民間和學界，對於六四的反思愈加深刻。如果讓當時學生的抗議不斷持續，對中國的發展是否一件好事？在今天看來，當時鄧小平和中共決策層，讓學生運動暫停，將國家的精力重新聚焦在改革開放的大方向上，是正確的決定。但是最後通過暴力鎮壓的手段，流血的方式解決這一切，是一個雙輸的局面。以史為鏡，可以知得失，對於後人，回顧那段學生運動的得失，懂得進退，不要暴力不要雙輸，或許是給今天港人最大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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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73期《香港01》周報（2019年7月29日）《李鵬與六四 看一個爭議人物的「身後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