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之苦．一】當權精英虛偽離地 年輕人之怒爆發
這個夏天，《逃犯條例》修訂爭議，掀起青年抗爭的序幕。史無前例的大型遊行、前所未見的衝擊議會、接連不斷的遍地開花，到處都有年輕人義無反顧的身影，彌漫着日積月累的憤怒和焦慮。當建制派質問青年「點解你要來破壞我的收成期」，特區政府則妄圖改組各個「政治花瓶」，都一再暴露了當權精英的虛偽和離地，更折射出年輕人備受壓迫的根源—在既得利益共治下的香港，這代人念茲在茲的核心價值，早已淪為那代人的「收成」和「專利」。
2014年雨傘運動，時任特首梁振英受訪時坦言，自己從沒到過佔領區接觸示威者，但有「青年人朋友」與示威者傾談後，發現示威者不滿房屋及向上流動等問題，故承諾會增加房屋供應。五年過去，民生問題未解而社會相對平靜，突如其來的反修例浪潮令特區政府措手不及，年輕示威者更揚言「是為香港的民主自由」而戰，不容外界以民生壓迫「淡化」他們的價值追求。
然而，這史無前例的大型抗爭，真的可以抽離社會脈絡，用簡單的「價值追求」來解釋嗎？
香港教育大學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黃以恆於2016年進行「青少年不滿源自福利或政治？」研究，結果發現兩者息息相關—他們對福利供給的看法，極受經濟意識形態的左右；他們對具體政策的支持，則受政治因素所影響，例如對特區政府的信任程度。根據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6月下旬的數據，市民對特區政府的信任淨值已跌至負32個百分點的新低。然而，「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除了曾蔭權之外，歷任特首主政期間，市民對政府的信任度淨值都曾跌至不同程度的負值，「施政不公」幾乎成為當局的代名詞，渴望公平正義的年輕人自然尤為不滿。
是經濟壓迫，還是政治壓迫？
黃以恆接受《香港01》訪問時分析，不同世代對理想未來有不同想像，早年香港向上流動性強，故上一代深信香港是個充滿希望、只要努力便可成功的公義社會，可是，政經形勢的轉變，令香港不再機會處處，這一代不論多努力也似是徒勞，未能分享相應的經濟成果；再者，上一代未必對殖民政府抱有期望，但這一代不多不少都曾寄望「港人治港」可令大家安居樂業，甚至視民主化為理所當然，因此，當現實不似預期，難免令他們變得更激進，想改變現況。
身陷這樣的情境，年輕人的患得患失及悲觀絕望，固然可以被理解，但社會更需要解答的是，這些累積已久的苦悶，究竟因何而生，又應該如何紓解？
「許多大型群眾運動爆發，總有一個當下的問題，亦會有積累的背景，2003年也有着同樣情況。」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李立峯說。
1997年金融風暴後，香港經濟一直未有大起色，至2003年初沙士（SARS ）疫症肆虐，經濟蕭條，樓價急挫，每五個供樓人士便有一個屬負資產，反對《基本法》第23條立法便成了50萬人七一上街怒吼的導火線；十六年過去，官民信任鴻溝未跨越，社會深層矛盾未解決，惟傲慢政權忽視民怨強行修例，觸發一浪接一浪的抗爭運動。看來，近年社運變沉寂、市民現疲態，並不等於怨氣灰飛煙滅。
有別於2003年的是，當時的年輕人並未走到最前，但自2012年反國教運動開始，青年便成為社會運動的主角，至2014年9月底，又主導了長達79天的佔領行動，反對「人大831框架」下的政改。時至今年的六月浪潮，大型遊行、衝擊議會、遍地開花，隨處可見年輕人的身影；有人指摘他們是有破壞無建設的「憤怒青年」，也有人讚賞他們是有着較高價值追求的「覺醒青年」。
李立峯說，任何群體都有其多元性，故不必將青年定型，因為以任何一種理論定義青年都會有所局限。不過，他補充，與上一兩代青年相比，當下青年較為嚮往非物質的價值如民主自由、社會公義、個人追求等，當中的個人生活追求並非指追求個人財富、或講究競爭的「中環價值」，而是希望有空間一展所長，過着相對舒適但非奢華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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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72期《香港01》周報（2019年7月22日）《六月浪潮—青年之苦，苦從何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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