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布拉格之春」50周年 在捷克尋找共產記憶 ‧ 上
1968年8月20日晚，蘇聯坦克入城、一場和平的改革運動遭到鎮壓，一覺醒來多少人夢碎，那是50年前捷克斯洛伐克首都的情景，「布拉格之春」就此失敗告終。50年後的今天，布拉格連場紀念活動，市中心佈設圖文展板和坦克模型，實景復原，溫塞斯拉斯廣場（Wenceslas Square）上奏起音樂，提醒人們毋忘歷史。走訪當地，與捷克人對談，一代人的烙印，對後世有何啟示？撰文：甄梓鈴
8月中旬，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一個共產主義歷史的導覽團，導遊Mike帶着團友在城市的大街小巷裏穿梭，尋找歷史的印記。同類主題的歷史導覽團素來不少，尤其在這一年：捷克斯洛伐克建國百年、共產黨掌權70周年以及「布拉格之春」50周年，歷史彷彿被重新包裝成旅遊賣點，吸引遊人來「朝聖」。
Mike是一位90後，生於共產主義政權垮台之後，大學主修新聞系，卻因鍾情布拉格的美景當上導遊。導覽團開始之前，他先提醒大家數天後是「布拉格之春」50周年，市內有不少反俄羅斯的示威活動，笑稱：「嚇得旅行社職員叫俄羅斯旅客不要在這段日子來布拉格。」
「布拉格之春」及1968年前後的歷史，離Mike這一代很遙遠，但在介紹捷克歷史時，他毫不猶豫地批評：「那座共產主義時期興建的電視塔是全世界最醜的建築」、「在共產黨統治下，父母生活受到種種限制，不能出國，就連看什麼書的自由也沒有。」像他這個年紀的年輕人，對歷史的認知大多從書本和父母口中得知。他形容歷史是一種提醒，今天享有的自由得來不易，但他也感慨身邊朋友不愛談歷史。
1968年1月5日，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舉行中央全會，改革派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ček）當選黨中央第一書記，為國家帶來短暫的自由氣氛。七個多月後，蘇聯為主的華沙公約盟軍越過邊界，撲滅改變之火。估計有約80人在蘇聯軍隊入侵期間死亡，數百人受傷。此後，捷克斯洛伐克經歷20年被佔領的恥辱，直至1989年「天鵝絨革命」推翻共產主義政權，實現民主化。
走訪布拉格的其中一站，是1968年曾經被蘇聯軍隊佔領的捷克電台總部。65歲的捷克電台編輯主任Julie Stejskalová憶述，蘇軍入侵布拉格時，捷克電台向全國發出緊急廣播，並呼籲市民冷靜，切勿與蘇聯軍人衝突，對減少人命傷亡起了很大作用。為了控制資訊傳播，蘇軍很快便佔領電台。
Julie當年只有15歲，和家人住在電台附近，家園受牽連遭燒毀。她形容，1968年之後，求變的希望被徹底打碎，國家進入了一個受壓迫的時代。她皺起眉頭說：「這是受屈辱的歷史，但現今年輕人好像不太清楚1968年發生了什麼。」
重現歷史 呼喚記憶
老一輩捷克人對「布拉格之春」刻骨銘心，不過今年6月捷克一個非牟利組織的民調發現，許多捷克人對國家現代歷史進程中的重要時刻沒有記憶，逾千名18至65歲受訪者中，近四分之一不知道1968年發生了什麼事，逾三分之一人表示未曾聽過1948年「二月事件」，近半對1938年《慕尼黑協定》懵然不知，當中許多是年輕人。
為了讓年輕人認識歷史，捷克電台舉行紀念音樂會，又製作特備節目，結合歷史廣播和親歷者訪談，連續廣播13小時，重現歷史一刻。在著名的溫塞斯拉斯廣場上，擠滿了來聽音樂會的人潮，有坐着輪椅的老婆婆，也有來湊熱鬧的年輕人，還有些父母帶同孩子來到廣場紀念碑前獻花。1969年1月16日，布拉格查理大學學生帕拉赫（Jan Palach）在這裏自焚，以死抗議蘇聯侵略，一齣講述帕拉赫成長經歷的改編電影正在全國上映。Julie希望新一代能透過這類活動汲取歷史教訓，捍衛民主和自由，但雙手拿着鮮花、對相機鏡頭擺出笑臉的孩子們，似乎不知帕拉赫是誰。
今天，捷克和斯洛伐克已一分為二。即使年輕一輩努力追溯，但始終不曾經歷，上一輩口中的歷史對他們來說面目模糊。在新的時代裏，如何理解「布拉格之春」的意義？帶着這些疑問，我來到捷克作家克里瑪（Ivan Klíma）的家。
文學界在「布拉格之春」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關於捷克共產年代那段歷史，外界多記得本為劇作家的前總統哈維爾（Václav Havel），或是著寫《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笑忘書》的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克里瑪的名字相對陌生，但在捷克，這位86歲老人卻備受尊崇。
克里瑪大半生與捷克的歷史命脈緊緊聯繫在一起，他不畏強權，寫下多篇批評共產政權的作品。他曾經出走，卻不像米蘭昆德拉那樣流亡異國。正因為選擇留下來，在許多捷克人心中，他的地位崇高。如今他與太太隱居布拉格郊區一座三層高小屋，過着退休生活，但對國家的現況依然關心。
書寫民族命運
走進屋內，克里瑪邀請我到書房傾談，他背微駝，一頭花白亂髮，飽歷風霜的臉上刻滿了歲月留下的皺紋。書房四壁架上擺滿書籍，有他寫的書，也有別人的書，還收藏了共產政權時期地下出版的禁書。好奇地問他現在還有寫書嗎？他搖一搖頭：「年紀大了，很少寫作，平日每朝起床會做一些伸展運動，然後預備早餐，看看電視，或外出購物，最大興趣是去森林採摘蘑菇。」他走到書架前，拿了一本關於蘑菇的書籍分享「哪個有毒、哪個季節適合採摘蘑菇」。
就這樣，我們從生活日常聊起，慢慢地談到這座城市的過去和現狀。
克里瑪人生中經歷過兩次極權統治。第一次在年少時，生於猶太家庭的他，二戰期間曾被關在特雷津（Terezin）集中營三年多，直至1945年蘇聯解放集中營，他和家人僥倖活了下來。接下來是中年之後，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開展了由上而下的「布拉格之春」新氣象，當時他擔任文學雜誌編輯，同時創作小說和劇本。他積極發表文章要求改革。和他一樣透過文學來批判社會的捷克作家為數不少，例如瓦楚里克（Ludvík Vaculík）於同年6月發表《二千字宣言》，超過3萬人簽署支持，刺激了改革運動的發展。
克里瑪在自傳《我的瘋狂世紀》（My Crazy Century）中披露，他曾經有兩次逃走的機會。1968年蘇聯坦克入侵布拉格一刻，他與情人正在英國，妻子身處以色列，女兒和祖父母在布拉格。他本可以選擇不回國，但國家被佔領，自己卻身在異地玩樂，感覺不好受，於是他想盡辦法與妻子在維也納會合，然後啟程回國。翌年他應邀到美國密蘇里大學當訪問學者，完成課程後，還是選擇回國，只因熱愛自己的國家和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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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26期《香港01》周報（2018年8月27日）《寫在「布拉格之春」50周年 在捷克尋找共產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