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鏗鏘集．二】以紀錄片記錄社運變遷 見證本土派成長歷程
那個黑夜，小販推着木頭車，市民在旺角街頭買小吃，這場面每逢新春如是，是一年中難得一見的夜市街頭。以往一直拍攝新年景象的凱撒（黃家進），本來只是一如既往，帶着相機到旺角記錄小販擺賣的一夜，萬萬也想不到，當晚竟演變成嚴重的警民衝突，更成為本土派的轉捩點。當日徹夜留守現場的年輕攝影師，還有同是「90後社會紀實」成員的文豪（張展豪）。當晚警員向天鳴槍示警時，文豪正站在警員旁邊，並按下相機的快門，記錄了那一瞬間。那一夜，後來被主流媒體及政府形容為「暴動」，身在其中的文豪卻認為，後來的衝突是那兩槍帶來的結果。二人希望透過相片，讓大眾有還原真相的空間，於2016年，自資出版攝影集《年初一紀事》，更於今年舉辦攝影展，以主流媒體以外的視角重組當晚現場。曾參與2012年國教風波絕食行動的凱撒，走在最前的方式已截然不同，不願直接承認仍在參與社運的他，因為旺角一役，開始反思本土派的定位和抗爭手法。他和文豪拍下紀錄片《夏日紀事》，追蹤梁天琦和游蕙禎參與立法會選舉的過程，想拍下「年初一事件」後崛起的本土派改變社會的經歷。攝影︰吳鍾坤（此為年輕紀錄片導演系列之二）
欲借拍片營造抗爭氣氛
然而，紀錄片最後呈現的卻是，年輕人經歷選舉及成為議員的洗禮後的改變。凱撒坦言，選舉過後，那時其實不想做後期剪接。到2016年夏日結束，發生了宣誓風波，和他最初想拍下的原意已不同了，他也不知該如何剪接，或如何組織這件事。到最後，紀錄片還是剪好了，二人近月一直在張羅社區放映及出席映後座談。他們說，到了現在，紀錄片有了另一層意義，在這個「一潭死水」的政治氣氛下，希望紀錄片可以去營造一種氣氛。有一幕，游蕙禎在街頭準備競選活動，本來身穿短褲的她，直接把長裙套在身上，對着鏡頭問：「你真的拍攝着啊？」又有一幕，她指着鏡頭說：「誰說我將來一定會變劉慧卿，我見一次打一次。」另有一幕，她則充滿傻氣地唱歌，她又會毫無顧忌地講粗口。這些率真的表現，是凱撒追蹤式鏡頭下的片段。她走到哪裏，他拍到哪裏，沒有預設的場面、設計的反應，他形容他們之間只是以朋友的方式相處。
這個「天真」的形象，和她在紀錄片尾段時，認真沉穩地回顧這兩年從政路上的所見所感，形成強烈對比。她訴說，有錢才會帶來資源和人，然後才發展到你之後想做的事。有人說她變了，有人說她放棄了改變社會的理想。看到了這些不同，可能就是預告片中所說的「海闊天空的故事」。最初有沒有想過藉紀錄片來說故事？凱撒說要借他們來說話就不太好意思，他們也在承受這件事。
「有人說過這紀錄片似是幫社運打氣，因為現在的局面很沮喪。所以需要影片或是比較軟性的東西，去帶動他們的抗爭情緒，我的立場是，我只是記錄這件事。」他說道。他最初的構想只是單純想記錄他們走進議會改變社會的經歷：「那時覺得，有一種氣氛在傘後出來了，要帶出『需要抗爭』或是『勇武抗暴』的訊息。因為很多人會罵泛民或是覺得傳統的方法不可行，但真的爆發了一場勇武抗爭，效果卻非如預料。那時就想拍一部紀錄片，講述2014年後他們會怎麼想。」他說，紀錄片本來想反思他們年初一所說的勇武抗爭，是不是適合香港，勇武抗爭之下得到的是什麼。這是二人第一次拍攝剪輯的紀錄片，雖說二人都是攝影師，起初卻對拍片沒什麼概念，只是因為認識梁天琦、游蕙禎，有信心可以拍到好的片段。
沒有其他人的協助，二人分工，一人拍一位，文豪還跟梁天琦一同去印度參加論壇，可是，梁天琦經歷了確認書事件後未能參選，他這條線就如此斷了。直到今年2月，他們再約梁天琦的「Plan B」梁頌恆和游蕙禎出來做訪問，令紀錄片可以完整一點。但梁天琦的命運同樣令人感受到那種突然的轉折。想令港人關注政治參與
文豪說，兩年過後再放映紀錄片，多了一重意義。「他們這群年輕人也成了『政治犯』，梁天琦被判刑六年，游蕙禎在牢裏過了一個月出來，梁頌恆仍背負着罪名。所以想透過這條片告訴別人，這群年輕『政治犯』的經歷和後果，尤其是這群走得最前線的年輕人。想告訴香港和外國人這回事，多了傳訊的功能。」紀錄片和相片不同，難以保持客觀，二人不約而同地指，拍片比拍照困難，拍照是用一格去說故事，拍片是很多格的影像。「題材是客觀的，比如拍攝梁天琦突然抽煙、講粗口，都是真實的，沒有經過綵排，但只要透過剪接，就會有主觀的成分。」文豪坦承，自己是本土派，自然支持他們的立場。
他認為，現時政治上的氣氛是「一潭死水」，「即使仍有人關心政治，但什麼也做不到。舊有示威衝突的成本大了，那些鬱悶、不滿依然存在，沒有發洩的途徑，卻也改變不了現實，唯有把它壓下來，就看它何時爆煲。」他希望，紀錄片能令香港人關心那些因參與政治而犯事的年輕人，也關注政治參與。被問到紀錄片會否令觀眾對社會更絕望，文豪說，看一個悲劇的治療效果比喜劇大，看悲劇會令人記着和情感更深厚。「看嘻嘻哈哈的，很快就會忘記了。悲劇牽動人的情緒較大，之後會形成一個機制，隔一段時間，會成為那個人的動力，明明在那個時空那回事是悲傷的，但是隔一段時間回望，那件事會成為心靈的支柱，令他繼續向前，這是悲劇的效果。」現時紀錄片仍只是在社區放映，沒有放到商業院線，而除了在香港外，二人還遠赴台灣放映。「今日香港，明日台灣。台灣人對香港的政治也關心，想他們了解我們的事。」凱撒說道。沒有其他背景支持，搞放映也是有成本考慮的，他指若有其他地方肯播放，他們也會去放映。選擇台灣是因為文豪在台灣成功大學畢業，對那邊比較熟悉。
談到台灣觀眾對於香港政治發展的認知，凱撒指從映後座談得悉，有些人了解得很深入，有些人則很片面。
他引述台灣觀眾的說法：「有些台灣人在英殖時期曾討厭香港人，覺得英文水平、金融等各方面也比他們好，現在風水輪流轉，以前台灣比較專制，但『九七』後，變了台灣較民主，香港落後了。他們有一種同理心，覺得和香港是命運共同體，也是『被中國內地搞』。」
二人花在紀錄片的時間心思不少，在座談會聽過觀眾的意見後，他們也再次修改紀錄片內容，第一個版本本來是有較多的訪談內容，但觀眾反映指有點沉悶，他們便加入更多追蹤二人時的真實反應，再去放映。
除了現時放映的90分鐘版本，凱撒還剪輯了一個六小時的足本訪談版，當中涉及二人對政治、社會、教育等各方面的看法。
相信影像更能呈現情緒
凱撒說，自己偏向的拍攝手法，是出於對朋友的真切感情，交談之中有真心話說出來，而不是有高低之分。「我不是導演，你不是受訪者，當中沒有大差距。」片中有一幕，梁天琦喝醉了，取了攝錄機去拍文豪，這種場面未必會在主流見到。問到這樣拍紀錄片算不算參與社運的一種方式，凱撒反問：「呈現一件事是不是參與社運？你作為記者去報道這件事又算不算參加社運？這是很模糊的。」
近年來，多了年輕人拍攝和社運或是政治有關的紀錄片，文豪說，不是該談為何他們這麼做，而是該問為何他們能做到。「因為拍攝的器材較方便，影像說故事較流行，年輕人想表達自己的想法，自然想到拍片。20年前可能想投稿，但現時包括新聞，對於影片的需求也比相片更高。」他坦言視美聯社等戰地記者為偶像，他們的一張相片勝過千言萬語。但現時對於示威現場的報道，直播更有市場。「直播可能拍得很差，不講求構圖及美感，但市場需要即時了解真實的現場，這是傳媒生態，也是為何拍片成為趨勢。」問及用影片還是相片來傳達訊息的效果較好，凱撒說，沒有必然答案。「照片有局限性，無法記錄別人的說話聲音或表情變化，而影片可以呈現情緒或是語境。但影片也有局限，要用最適合傳達訊息的媒介，所有方法都應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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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26期《香港01》周報（2018年8月27日）《記錄真實的想像》專題中的〈記錄社運變遷的90後：為本土派成長作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