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家正專訪．下】政治氛圍令人心淡 「希望有個叻人領導我們」
生於中產家庭，黃家正除了與大部分香港人一樣，面對結婚、買樓等現實問題外，亦曾一度對自己的身份感到疑惑，稱自己是「外星人」。阿嫲是客家人，父母是馬來西亞華人，他在香港出生、成長，小時候除了學琴，還是學琴，父母甚少話當年及向他描述舊香港的模樣。直到長大了，他才知道香港人原來不只會拜年，還會過冬。他知道普遍香港人都學英式英文，偏偏自己卻去了美國讀書，講美式英文，回到香港他講英式英文，但發現自己說的「不是香港的英式英文」，而是「馬來西亞式英式英文」。一直對身份感到疑惑的他，卻在近年接觸香港文化、大量閱讀新聞後，有了明確的答案。攝：高仲明
其他音樂家應該覺得我很奇怪，我的訓練也不是很香港，可能我的老師是羅乃新，她的教法不太香港，我在美國跟的老師也很奇怪，可能最正常的是演藝學院的郭嘉特老師，佢帶番一啲傳統性畀我。
讀音樂的人可分為幾類，有人專注演出，有人學做老師，有人朝學術方向發展，而他，則以演出及籌辦音樂會為主。「我知道自己想要什麼，我會去尋找自己是一個怎樣的人及想成為一個怎樣的音樂家。」他關心「亞洲鋼琴家」這個群體，會思考亞洲人與歐洲人玩古典音樂的差別，找出亞洲鋼琴家所代表的意義。
「一個俄國鋼琴家玩俄國音樂，他們不會想這到底是什麼，正如我們不會諗廣東文化是什麼。我們贏了很多世界大獎，我們玩人家的音樂，但到底是玩些什麼？就像鬼佬學粵劇，學得很好，好過汪明荃，那他看到些什麼？他的想法如何？甚至他的玩法又是如何？」從亞洲鋼琴家想到香港的鋼琴家，再想到文化背景及教育制度對音樂家的影響，他總是想很多。
我是一個實在的人
他又跟我分享他對不同世代的看法，譬如50、60、70後的香港人，受大時代影響，較少講夢想，80後的生活環境變好了，開始有追夢這回事，而像他這樣的90後，會視夢想為一件重要的事，會講我想點點點。「我鍾意做咩嘢—這六個字已經變成（90後的）標籤，我不知道是好還是不好。」
「那你的夢想又是什麼？」
我對夢想完全沒有遐想，我小時候甚至不知道何謂夢想。我是一個很實在的人，不做不可行的事。我有想做的事，如果做到，我會去做，但我不會去夢想。我淨係對我做得到的事有興趣，例如做一個音樂節，咁我會去做。可能對一些人而言，我做到的已經是夢想，但我不會這樣想。
他自知與同輩人有點不一樣，卻說不出當中的差異。在美國讀書時，悶得發慌的他養成看新聞的習慣，從「高登」到《信報》，從時事政治到生活風尚，汁都撈埋，最後得出一個簡單的結論：「我雖然不是典型的香港人，但我一定是香港人。」
曾想從政改變社會
話說回來，香港人置身漩渦中，沒有人可以獨善其身，沒有最壞，只有更壞。有天，他忽發奇想，不如去從政吧。那是「梁游風波」（梁頌恆及游蕙禎被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鬧得沸沸揚揚之時，他盯着手機追新聞，「我跟拔萃的同學說，我們任何一個做都好過他們吧。我中學任何一個同學都比他們叻，相信許多香港人都這樣想，而他們被DQ時，大家應該也覺得很崩潰吧，為什麼香港年輕人從政會是這樣？」眼前的他，與電影重疊，骨子裏他還是那個自負的黃家正。
「在美國，共和黨反奧巴馬，民主黨反特朗普，起碼有人一齊反。在香港，你反政府，但你攻擊的對象是誰？你無法支持梁游，因而出現一些替代品，這樣很容易散。那一刻，我會想，是否要從政？我們年紀差不多，但我們每一個都叻過佢哋。」但這個想法只是瞬間閃過，他始終實在，在考慮了可行性後，便打消念頭。「想從政是因為想做到才去做，但如果支持你的氣氛並不濃厚、當選機會微、做到的事情不多，那自然不想做。」
是激情不再了嗎？他耍手擰頭：「我對政治感興趣並不是我很火爆，也不是因為我很有熱情，而是我很疑惑，我認為當選去領導大家的理應是一個很叻的人，是一個適合的人。點知佢哋咩都唔識，只有口號，不做實事。」
我希望有一個合適的人來領導社會，而且是我這一輩的人。但我講明先，我是不會從政的，叻過我的人有很多，我不是公共行政或社會學專家，我只會專注在音樂上。
作為大香港裏的小市民，天天看着政治鬧劇，難免心淡。或許這也是大部分香港年輕人的感受，從黃洋達到梁天琦，一班人一齊反，激情、求變的火燄曾讓人相信香港有改變的可能，「但後來帶領大家一齊反的人漸漸淡出視野，那我們還能跟隨邊個？民主黨唔掂，中間路線不可行，還剩下什麼？」
去年特首選戰，黃家正幫曾俊華拍片，用意是鼓勵有才華的年輕人從政。「佢哋（年輕人）如果好叻，我當然想佢帶領我，正如佢哋搵人表演，也會搵一個音樂叻的人來表演一樣，你不覺得嗎？」這不僅是他的心願，也是大部分香港人的期望。
上文節錄自第116期《香港01》周報（2018年6月19日）《網上被追擊 反其道而行 黃家正：我不做KOL》。
重溫黃家正專訪：無視網上流言蜚語 專注音樂拒做K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