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職懲罰．下｜在市場主導的社會中 誰做照顧者誰倒楣？
社會寄望女性能夠平衡家庭和工作，但無論是「性別平等」還是「勞工權益」抑或「家庭友善」等政策，都無法更好地幫助選擇婚育的在職女性尋找更好平衡，而是持續遭受「母職懲罰」。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戴海靜指出，根本原因在於香港的經濟結構與文化環境長期輕視且無視以女性為主的家庭照顧者的價值。
男女產假差距極大
強化女性照顧責任
「產假」是職場女性的重要生育保障，在香港已有50多年歷史。1970年，港英政府引入女性產假，放假時長定為十個星期，但當時只是「無薪假期」。1981年，婦女開始享受「有薪產假」，但產假期間僅能獲發三分之二的薪金。1995年，有薪產假的工資比例提升至80%。2015年，特區政府正式實施男士享有三天有薪侍產假，並可取八成薪酬。2019年，男士有薪侍產假延長至五天。2020年，女性有薪產假正式延長至14個星期，終於符合國際勞工組織制定的《2000年保護生育公約》的基本要求，而支薪比率維持不變。
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戴海靜表示：「香港過去20年非常努力地追趕全球標準。」不過，那只是國際勞工組織在24年前的最低要求，仍未達到18個星期的標準。再者，社會時有呼聲要求延長男士侍產假，如今仍然維持五天不變，對孕婦或產婦而言幫助相當有限。戴海靜解釋，國際社會對於侍產假沒有明確標準，而是因應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文化自行調節，所以香港無例可循。然而，「當產假放到14週，侍產假卻只有5天的時候，不是在強化照顧小孩的性別角色嗎？」她指出，侍產假的制定是社會文化的引導，能夠促進職場性別平權，並讓社會成員知道生兒育女不只是母親和家庭的責任，也是社會的責任。
然而，根據戴海靜的觀察，香港短期內不太可能再度延長產假和侍產假，因為上一次在2020年的立法討論已經遭到僱主的強烈反對。僱主搬出市場邏輯，認定產假本身就會拖累市場表現，並且認為他們沒有理由承擔相關成本；有的僱主甚至揚言，一旦延長產假，將會降低聘請有婚育需求女性的意欲。至於侍產假，從落實情況來看，明顯於事無補，因為大部份男性從小並沒有做家務的習慣，在短短五天內根本難以為妻兒提供有效幫助；而且，男性工資普遍高於女性，夫妻權衡利益之後，通常會讓丈夫回到工作崗位。
「父職溢價」沒有消退
「母職懲罰」在懲罰誰
不過，「可不可能」是一回事，「應不應該」又是另一回事。在以福利著稱的瑞典，父母各自享有180天產生，而政府為了令母親多加休息，還會施加經濟誘因鼓勵父親申放更多產假。而在經濟和稅制與香港相若的新加坡，也將於明年推出「父母共用產假計劃」，計及原有的16個星期母親產假和2個星期的父親侍產假後，父母合共可以享有30個星期的有薪產假，而有關薪金將由政府承擔。相較之下，香港生育政策不算友好，在職場本就充斥性別歧視的情況下，女性生育後重返職場難免面對「母職懲罰」，而育有幼兒的男性卻享受俗稱「父職溢價」的職場紅利。戴海靜指出，全球男性的家務參與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逐漸上升，所以「父職溢價」已經慢慢消退，在深圳一些大型科企更不復見，但香港男性參與家務的上升趨勢仍較台灣、日本、韓國等周邊地區緩慢，「父職溢價」仍很常見。
我們應該想辦法將女性的待遇提高，而不是把男性的地位降低。
戴海靜並不認為「父職溢價」是社會進步的表現。在歐洲，隨着男性家務參與度的提升，僱主不再默認男性員工毋需花費時間精力履行家庭責任，而會相對平等地考察每一位員工是否有經常請假的需要。那麼，當男性和女性一樣成為家庭的主流照顧者，職場性別歧視的問題是會得到解決，還是不管是男是女只要需要照顧家庭就會一併受到「職場懲罰」？對此，戴海靜笑稱其對人性感到悲觀，認為後者更加符合現實，而這終將導致大家失去婚育慾望，因為「母職懲罰」的本質是「照顧者懲罰」，社會嚴重低估他們的勞動和價值。
為什麼一種在我們可見的將來絕對不會被AI取代的珍貴勞動，我們卻不尊重？
女性主義運動發起迄今150年，但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女性仍在努力爭取「性別平等」，即使是在香港，就算女性擁有平等的教育權、參政權、就業權等等，但女性仍然無法享有和男性一樣的社會身份。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組今年一份數據透視對此可見一斑，報告名為《香港婦女發展概況》，內容卻只討論公共事務代表、上市公司董事會、高技術職業人群中的女性比例和數量，並且簡單得出「男女差距縮小」、「男女愈發平等」的結論。
加強支援照顧保障
促進女性回歸職場
如果港府暫時無意改變長期以來的文化觀念和價值取向，那就應為母親提供更多的幫助和支援，幫助其在短時間內回歸職場。例如台灣，當地政府已經全面鋪開具有嚴格管理和監督的育兒中心，可為父母提供托兒服務直至學前班；當局還推出「一起養」政策，降低兒童保育費和教育費、提高育兒津貼、提高負擔得起的教育和護理能力，增加公共化托育設施、公共化幼兒園名額、提供更多就近平價托育的選擇，鼓勵年輕人敢婚、願生、樂養。
香港立法會議員也有相關動議，例如本身是民建聯婦委會副主席的顏汶羽提出，政府和公營機構應可在家庭友善措施上多走一步，例如在新政府大樓內提供托兒服務。但戴海靜指出，政府目前只傾向為極低收入家庭提供相應服務，「香港從來沒有把這種福利當作是普遍的權利，而是認為政府資源是有限的，一定要把資源用在最有需要的人身上。」反觀台灣，卻能一視同仁提供育兒支援，且為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及弱勢家庭提供額外補貼。
此外，政府也應為長期照顧家庭的全職家庭主婦提供一定的福利和保障，令大眾和家庭成員看到且肯定她們的犧牲和價值。例如，日本早在1986年後承認全職家庭主婦的養老金領取權，現在的養老金制度則規定作為公司職員和公務員的被保險人的無業配偶，當年收入低於130萬日元（折合約6.64萬港元）時，不需要支付公共養老金和健康保險計劃也能享受相關福利，以此保障她們生活水平的同時亦避免無收入照顧者依靠低保，從而減輕稅收負擔的潛在風險，從社會層面也肯定她們多年來在家中無薪照顧的貢獻。不過，近年日本也有意見認為這項政策阻礙婦女就業，要求改革，重新尋找平衡。
自由市場觀念主導社會
女性陷入家庭工作兩難
對照顧者長期的輕視與無視，是香港獨特的社會經濟結構與社會文化環境所導致。這裏奉行原教旨資本主義，「利益至上」的社會價值觀帶來了金融神話和經濟奇蹟。但另一方面，受到「小政府大市場」的施政傳統所影響，在商界長期佔據主導地位的情況之下，政府既沒有自覺也沒有能力為基層群眾提供更多保障。從最低工資立法、退休保障、社會福利等爭論多年的議題中，不難看出勞工權益和保障被長期忽略。而為香港付出「實質貢獻」的勞工都難以受到保護，更遑論無酬的照顧者。戴海靜忍不住感嘆：「香港社會永遠由市場主導，在市場的價值評估體系裏，照顧者就是不值錢，誰做照顧者誰倒楣。」
如今人口嚴重老化，出生率不斷下降，勞動力出現結構性缺口。本港64萬名無酬家庭照顧者中，女性佔比超過97%，而社會新生勞動力的供給也依賴女性生育。也就是說，社會一方面亟需女性勞動力，但另一方面又把照顧責任和母職懲罰一股腦推向女性。戴海靜質問道：「新生兒是未來的勞動力、是社會巨大的價值和財富，照顧老年人是社會應盡的義務，這些難道不是社會責任？」若社會依然過度強調個人主義，認為維持生育和照顧是「家庭私事」和「個人責任」，那最簡單的結果就是，人們選擇不生孩子。
社會常敦促女性在家庭和工作中尋找平衡，戴海靜感到不解：「為什麼找平衡變成了女性的責任，難道這不應該是社會的責任嗎？現實就是憑自己或家庭的努力根本找不到平衡！」她有許多放棄結婚生子的同事，下班放假後還要加班工作，「（就算）獎金和升職都給她們，我都覺得很合理。但退一步想，我做的事情難道沒有意義嗎？我也在做很有意義的事情，我在培養我的孩子，在為香港培養下一代，而他們沒有。」
然而，教席評審體系不是這樣認為，社會也不是這樣衡量人的價值。或許大家都該想想，工作和家庭為何會變成對立面？為何會成為一道讓所有人都難以作答的單選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