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賣員罷工｜以科技之名——「平台經濟」變成壓榨勞方的「吸血鬼」

「平台經濟」近年盛行，新冠疫情之下，香港外賣平台發展迅速，但也衍生新的勞資糾紛。繼2021年和2022年的兩次工業行動後，上個月底再次發生外賣員罷工，要求停止削減服務費、停用演算法操縱。然而，香港對新經濟反應遲緩、研究不足，遲遲未有針對「平台經濟」進行立法，平台公司得以持續以「科技中立」為由模糊「僱傭關係」的邊界，更加靈活地從工作者身上攫取剩餘價值。

四年三度發生外賣員罷工

今年2月25日，多名外賣員在尖沙咀街頭發起為期一周的「午市罷工行動」，並呼籲全港外賣員加入；2月27日，罷工人士到勞工處遞信，針對「假自僱」、「持續減薪」、「演算法、接單率操控」及「⁠外賣員長期受到不公平對待，影響其身心健康，增加工作意外風險」四大問題，要求處方介入調查Foodpanda、Deliveroo和KeeTa這三大外賣平台公司的剝削問題；3月5日，20多名外賣員針對三大平台在尖沙咀和土瓜灣發起聯合罷送，並且高舉標語「Say no to platforms’ exploitation 不要平台剝削，爭取合理報酬」。引發是次工業行動的導火線是，三大平台同時削減外賣員每單10元的服務費。

這不是香港第一次出現外賣員罷工。2021年11月中旬，Foodpanda外賣員因平台修改條款、扣減服務費而發起罷工，勞資雙方在談判一星期後達成共識，不過，勞方未能成功爭取提高服務費單價，而是妥協凍結單價。2022年10月中旬，Foodpanda外賣員再次發起罷工，指一年前罷工後公司沒有兌現改善外賣員待遇的承諾，部分外賣員工資比以往減少三成；公司更將外賣員當作「自僱人士」，不願提供體面的工傷賠償。

同類罷工行動在其他地區也很常見。今年2月14日情人節，美國多個地區的網約車平台Uber、Lyft，以及食品外送平台DoorDash的員工聯合發起大型罷工，抗議平台收取過高比例的訂單收益，導致他們的收入大幅度縮水。就在同一日，英國也有數千名外賣員因為薪資和工作條件問題宣布罷工，控訴工作時間越來越長，但收入卻越來越少。

「僱員」還是「自僱人士」？

這些糾紛，主要源於「平台經濟」興起之初，平台公司和平台工作者之間並非傳統的僱傭關係——平台促成服務者和消費者達成符合雙方供需的交易，從中收取中介費用——所以對平台而言，服務者並非他們的員工，自己也就沒有責任為服務者提供任何勞工保障和法定福利。然而，隨着平台經濟的壯大，越來越多服務者發現在平台的工作方式和勞動收益並不如理想中自主和公平。於是，一些地區陸續立法確定雙方的勞務關係。

可惜，香港還沒有針對平台經濟制定任何法律，導致勞動權益爭議不斷。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組資料摘要顯示，香港目前至少有11.4萬人透過五大數碼平台接單，從事速遞和陸路運輸的有薪工作。根據現行法例，這類工人屬於「自僱人士」，但法例同時規定，以「自由工作者」身份簽訂工作合約的員工，亦有可能會被視為「僱員」；那麼，為平台工作的員工到底是「自僱人士」還是「僱員」？這就視乎合約具體條款而定。早在2003年，終審法院已有判決表明，需要基於就業背景之下的整體印象來釐定僱傭關係，包括考慮員工是否自行提供設備、僱用助手、承擔財務風險等多個方面的因素。

2020年10月，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曾就數碼平台工作者的僱員權益及福利問題提出質詢，勞工及福利局回應指沒有統計相關工作者人數，而僱傭關係的認定要根據合約具體內容進行分析。2021年6月，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通過一項議案， 促請政府儘早為平台工作者制定政策，但另一項監管平台和改善平台工作者福利的議案則未獲通過。

西班牙保障「演算法資訊權」

相對於政策的落後，法庭早有涉及平台僱傭關係的判例。2023年9月，勞資審裁處就送餐車手向物流平台「Zeek斑馬到家」追討欠薪一事作出判決，指Zeek在各方面擁有對申索人工作的實質控制權，而申索人「更像使用該公司軟件的僱員」，裁定雙方為僱傭關係。同年5月，勞審處亦裁定Zeek的營運公司與6名申索的「定線司機」屬僱傭關係。可是，這些裁決也未能推動針對平台勞工的立法。去年12月19日，勞福局在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表示，期望在2024年底前能夠完成數碼平台工作者的人數統計工作。

西班牙是最早立法保障外送員工的國家。2020年9月，當地最高法院宣判平台勞工屬於公司僱員；次年5月，西班牙政府便頒布承認外送員僱員身份的法律《騎士法》，該法自同年8月12日生效。《騎士法》規定，所有為數碼外送平台工作、受到演算法管理的員工都是公司僱員，可以享有休假、保險、工傷賠償等勞工權益。《騎士法》的另一創舉是，把「演算法資訊權」視為集體權利，要求平台必須定期提供決定演算法運作的參數、規則與指令，以及對於僱傭關係有影響的數學公式，以減少扭曲與歧視性的後果。

《騎士法》得到一間已經採用僱傭模式的外送平台的大力稱讚，但遭到更多家餐飲外送平台的反對，Deliveroo甚至在法例生效前兩周宣布因為《騎士法》退出西班牙市場。由外送平台組成的「隨選平台服務商業同業公會」批評道：「西班牙宣稱是新創國家，卻是第一個立法強制科技公司揭露其演算法的歐洲國家。」這種批評背後的邏輯是，他們為社會作出貢獻，對科技新創有價值，因此他們的運營模式天然受到保護；然而，他們卻忽視這些價值正是建基於對很多勞工的無限剝削，並為他們創造了龐大的商業利益。

「科技中立」不是「免死金牌」

無獨有偶，在被譽為「資本主義橋頭堡」的香港，特區政府也很傾向維護資方而忽視勞方權益。勞福局便在上述去年12月19日向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遞交的文件中指出：「考慮到數碼平台提供服務的經營模式，以及平台工作者與平台公司的獨特工作安排，強制雙方以僱傭關係處理平台工作者的權益及福利事宜或不利於行業發展，亦可能會窒礙平台工作者現時享有的工作自主及彈性，或甚至影響平台工作者的收入。」

然而，對社會創新有巨大貢獻的科技公司，就必然享有剝奪勞工利益的權利嗎？對於一些以「科技公司」自居的數碼服務平台企業而言，政府的干預或法律的制定又是否真的會侵犯他們的技術獨立性，從而損害行業發展？或者說，有關影響應否具有凌駕性？

美國數據與社會研究所研究員、科技民族誌學者艾力克斯·羅森布拉特（Alex Rosenblat）長期研究技術和算法如何塑造工作。她耗時四年在幾十個城市對Uber司機進行訪談和調研，發現Uber的自我定位是「跨國科技公司」，而不是「交通公司」，以此來規避出租車行業適用的法律法規。她的研究揭示了深刻的矛盾：一方面，企業試圖通過算法管理來標準化員工的效率；另一方面，企業卻有意撇清對於員工的相關責任。

以演算法為名的「合理減薪」

正如艾力克斯所言，無論是提供物流運輸還是餐飲外送的平台，他們無一例外都會如此辯解：自己只是搭建技術平台，而技術是客觀中立的，因此——並非企業剝奪員工利益，而是演算法為外賣員計算出了不同的薪酬；不是平台逼迫外賣員跑更遠的路，而是演算法調度分派了不同路線的訂單——所以，企業的責任只是不斷精進自己的演算法。

每當有外賣員抗議單價被平台削減，平台往往以演算法來做「擋箭牌」，表示平台所收取的服務費受許多不同因素影響，而「減薪」只是調整服務費組成結構所產生的結果。顯而易見，平台透過操控演算法剝削外賣員的勞動所得，因為對外賣員來說，如果想維持理想的收入水平，就必須不斷因應演算法的改變去調整自己的工作模式。正如平台招募外送員時往往打出「高薪」和「自由」的旗號，KeeTa的招聘廣告寫着「隨時上線更自由」，Deliveroo也高呼「幾時上線，由你話事」的口號；但實際上，外賣員要和一整套嚴密的算法系統「鬥智鬥力」，不但過程艱辛，計算結果導向的行動也是不自由的。

例如，外賣員的接單率會影響收入和獲派訂單的概率，過低的接單率甚至可能會導致帳號被凍結，因此，外賣員可能為了維持接單率，被迫接下路線不合理、時間不合適、服務費較低的訂單。有外送員便在網絡討論區大吐苦水，表示客人備註要求外送員送上唐樓，否則不要接單；可是，他們只有在接單後才能看到備註等詳細內容，有的即使事先能看到，也可能因為擔心影響接單率而被迫接單。再例如，平台的演算法有時會派出路線不合理的訂單，步兵與車手會接收到同等送餐距離的訂單，且後者的單價收入往往高於前者；對此，平台回覆稱步兵僅代表送餐的方式，而不會影響送餐距離的長短。

「有為政府」不應放任平台不管

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助理教授孫萍從2017年開始研究外賣平台演算法與外賣員之間的數位勞動關係。她曾撰文指出，通過算法的勞動支配，可見固定的僱傭關係和社會關係正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毫無預測和斷續零散的勞動過程和時間分配，但這種零散的勞動並不意味着個人時間掌控力的增強。例如外賣員在非繁忙時間往往需要等待訂單，他們的實際在線時間可能超過十個小時，工作時間的不確定性，反而培養了送餐員的「平台粘性」（Platform Adhesion）。

此外，人工智能演算法天然帶有「技術正確」的邏輯話語，但未必適用於實際的送餐場景。例如平台計算的送餐距離是「點到點」的，但外賣員實際送餐時可能需要等待紅燈、繞路等。至於如何解決演算法帶來的困境？孫萍在接受傳媒採訪時表示，外賣員、商家、消費者、以及政府、社會科學家等，都應當參與外賣平台演算法的設計和審計。

香港近年大力發展創科，扶持企業數碼化轉型，外賣平台等新興互聯網經濟往往被視為創新和便捷的象徵，但如何處理平台經濟衍生的問題是新的挑戰。外賣員的工作本質上仍然是勞動密集型產業，零工經濟的形式在外賣平台誕生前已經存在，並長期接受監管。當技術模糊了僱傭關係的邊界，能夠更靈活地從勞工身上攫取剩餘價值時，技術便不再只是中立的演算法。特區政府以「有為政府」為目標，應當積極參與其中，促進不同利益持份者的協商，讓勞方擁有與平台平等對話的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