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編周記】功夫電影的「打洋人」情意結 是時候停一停了
在疫情陰霾以及一片爭議聲中，《葉問4》的內地票房依然勢如破竹。不單止在內地衝破了10億元人民幣大關，更成為了中國電影史上最賣座的功夫片。似乎以功夫力抗洋人的情節，依然深得觀眾歡心。
回首過去，以痛打洋人為題材的功夫電影，實在是多不勝數。然而近年中國武術在搏擊平台上的落差，以及部份人對民族主義旋律的疲憊，都令社會開始反思功夫電影是否需要戒除「打洋人」的情意結：究竟這種尋求民族尊嚴的特殊方式，從何而來？
由香港「發揚光大」
令人意外的是，抗擊外敵的功夫電影，其實是一個非常近代的片種。在中國真正飽受侵略的二十世紀上半葉，洋人並非電影裡主要的批判對象。援引微信評論人閔思嘉的文章，早年的中國武術電影，基本上都以懲惡揚善、痛打官吏為主。即便在1929年彭年執導的《女大力士》中，出現了打洋人的情節，都只是反派利用熟識的洋人擺擂台，以激將法誘使女大力士出手。民族主義的調子，遠遠未成氣候。
然而這一切來到70年代，便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且帶來轉變的地方並非中國大陸，而是香港。1970年，王羽自導自演的《龍虎鬥》，首次將日本武士列為對手。爾後李小龍的《精武門》（1972）和《猛龍過江》（1973），更加是將華人的功夫形象推上巔峰。及至八十年代，這種風潮由電影延伸至電視劇。麗的電視推出的《大俠霍元甲》（1981）以及《陳真》（1982），讓其時剛剛開放文化產業的中國大陸為之震撼。最近成龍在春晚被人廣傳的一句「問我國家哪像染病」，便是出自《大俠霍元甲》的主題曲，其流行程度可見一斑。
與此同時，中國內地也趕上了香港的步伐。導演張華勛將八卦掌大師韓慕俠痛打俄國力士的事蹟，拍攝成電影《武林志》（1983），旋即大受歡迎。往後二三十年間，兩地影壇各自努力，推出了大量以武術宗師為題材的電影。由黃飛鴻、霍元甲、蘇乞兒到葉問，雖然內容與程度不一，但以功夫找回民族尊嚴的基調，卻是一脈相承。而痛打洋人的情節，也成為了這類電影的共同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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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與武術的交錯
若果硬要套用歷史脈絡，可以見到，每次的「打洋人」熱潮，都是出現在華人身份轉折的時刻。例如李小龍的傳奇，便是出現在保釣運動熾烈的70年代，而《武林志》則是80年代「改革開放」的產物。至於近年名利雙收的《葉問》系列，更是與「中國夢」的構建並駕齊驅，最後亦同樣是以中美之爭作結。誠然，每個國家和民族都會有自己的文化符號，當社會面對挑戰的時候，這種潛移物化的符號意識，就會成為「自衛」或「自強」的武器。所以真正的問題是：為何華人會選擇了功夫？
最核心的原因之一，是在某程度上，功夫為罕有中國人在過去能夠勝過外國人的競技項目（乒乓球比較傾向中國大陸），而武術的搏擊性質同時就更具備「解氣」之感。換句話說，「打洋人」這種事的確查有實據，並非藝術工作者的空穴來風。例如前文提到過的《武林志》原型韓慕俠，他就確實擊敗過一個名為康爾泰的白俄羅斯人。而【武備志】之前介紹過的「名家」蔡龍雲，亦曾經在擂台上擊敗過俄羅斯的拳擊運動員。至於「陳真系列」時常提到的虹口道場，也確實是中日武術交鋒的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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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在前進
歷史上罕有的榮光，很自然成為了華人群體在艱苦歲月的心靈出口。而中國武術界亦喜歡以這些故事掛帥，以此說明中國武術的偉大。久而久之，每當華人社會需要鼓舞士氣，就會以功夫作為旗幟。但故事再漂亮都好，都總會有說膩的一天。近年中國傳統武術在搏擊運動的實際表現，就讓人意會到這塊曾經的文化瑰寶，是否只剩下美麗的傳說，或是應在不同方面改進自身。
事實上，若果我們仔細研究中國武術的發展歷史，便會知道上述的這些故事，往往只是說出了真相的一半。例如韓慕俠擊敗的康爾泰，本來就不是甚麼武術家，只是一個流落中國、靠表演健身謀生的賣藝人。韓慕俠擊敗他，其實證明不了中國武術的優越性。至於中日武術的幾次交鋒，雖然中國一方確有取勝，但總結下來他們吃虧的時間也不少。以至於中央國術館曾經派員去到日本，蒐集柔道資料並著成了《摔角法》一書。而曾在第一屆國術國考獲得第一名的形意拳家朱國福，則嘗試將拳擊融入了傳統武術的訓練課程。
可以講，這批經常被我們吹捧的宗師，他們本身就承認了自己的不足，繼而在傳統的基礎上不斷學習，包括融合「外人」的技術。「承認不足，找方法進步」本該是武術研習者應有的本心，當然值得仿傚，但新世代的電影工業，卻不斷將過去的宗師打造成無敵的俠客，縱橫世界的每一個角落。這種幾近「自大」的態度，究竟是還原歷史抑或煽動情緒，答案顯而易見。這亦是為何「打洋人」這種事需要停一停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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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正如前文所述，任何群體都有它們獨有的文化自信。而中國武術承擔了這份功能，本身亦是無傷大雅。但不論是何等的價值觀，都必須有「事實」和「實力」作後盾，否則只會淪為一紙空談、吹彈可破。
在中國武術屢屢面臨挑戰的當下，與其花時間營造「打洋人」的傳說，倒不如用更為現實的方式，闡述華人的包容與能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