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武士會

「南有精武會，北有武士會」。民國年間，天津中華武士會與上海精武體育會遙相呼應，為當時全國最著名的兩大武術教育組織。李存義、「定興三李」等名動南北的宗師，都曾在中華武士會內留下過深刻的足跡。若然少林寺是古時的武學聖地，那中華武士會就是近代國術界的封禪台。

「南有精武會，北有武士會」。民國年間，天津中華武士會與上海精武體育會遙相呼應，為當時全國最著名的兩大武術教育組織。李存義、「定興三李」等名動南北的宗師，都曾在中華武士會內留下過深刻的足跡。若然少林寺是古時的武學聖地，那中華武士會就是近代國術界的封禪台。

要清楚中華武士會的前世今生，先要瞭解上世紀初的歷史環境。其時「救國」成為了所有活動的前提，體育自不例外。於是乎不同的運動組織應運而生，足球聯合會、體操會等紛紛在全國各地成立。在這個潮流底下，一些傳統武術家乘勢集合起來，一方面希望發揚國術，另一方面亦想藉武術運動鍛煉國人體魄，達致「強國強種」的目標。

1909年，形意拳宗師李存義與教育家張恩綬、實業家杜曉峰等人，在天津建立了一個以河北深縣退役軍人為骨幹的同鄉會組織——「軍人會」，借此跟各方交流武術。兩年後，李存義又聯合張占魁（1865－1938，形意八卦門創始人，有「閃電手」的稱號）、李瑞東（1851—1917，外號「鼻子李」，李派太極創始人）等在天津三條石創立「中華武術會」，有組織地傳授中國武術，為日後的中華武士會打下紮實基礎。

1912年2月，孫中山成立中國同盟會燕支部，以應對辛亥革命後的形勢。這批燕支部成員如張繼、王法勤、葉雲表等，對武術運動的教化功能素感興趣，他們當中亦有不少人習武（據聞葉雲表便是練習南拳出身）。主事兩個武術組織的李存義，正好成為他們的合作夥伴，中華武士會的籌備工作由此展開。

1912年6月，天津《大公報》先後發布了《中華武士會公啟》和《中華武士會簡章》，開宗明義說明成立中華武士會的目標，即「變文弱之風而成堅強之習，以負我民國前途之重任」。同年9月，中華武士會在天津河北公園召開了「正式成立會」，兼行開學禮。政府的大力推動加上李存義等人的名望，中華武士會很快就召收了過百學員。10月的秋季大會後（按《中華武士會簡章》，武士會每年需召開春秋兩季大會，實則為公開的演武活動），報名人數更是屢創新高，京津院校爭相聘請武士會教師授武。李存義弟子郝恩光（1891－1923，擅使劍法和形意拳，近代第一位在日本授拳的國術家）則被葉雲表邀請到日本成立武士會東京分部，專授形意拳。

隨著開支日趨龐大，習武者又是象徵式繳費居多，武士會曾一度陷入財困。但在社會各界的幫助下，武士會很快便擺脫危機，並在幾年後迎來了歷史巔峰。1918年，李存義弟子李星階（1879—1948，「定興三李」中的老二，河北派形意拳宗師）利用天津博物館展覽大會的契機，召集了300多名武術家來津表演，進一步擴大中華武士會的影響力。期後，他又率隊參加北京舉行的「萬國賽武會」，擊敗俄國人康爾泰（關於是次比武性質，詳見《學功夫 打洋人》一文），大大提升民族士氣，中華武士會頓時成為了全國武人的代表，風頭一時無兩。

可惜的是，武術界的力量終究敵不過時代洗禮。20年代的軍閥混戰，令政府要員經常更軼，天津亦長期淪為駐軍地區，武士會根本難以聚集人材和籌募資金。戰亂期間，接替李存義職務的李星階曾經與精武會合作，舉辦了一場甚具規模的武術匯演，但始終難復當年勇。

1928年，東北易幟，國民政府完成北伐，重新取得了全國管治權。同年，以張之江和李景林為首的中央國術館在南京西華門成立，河北省國術館請亦緊接出台。最後，李星階順應潮流，接受邀請擔任河北省國術館的「教育科主任」。中華武士會正式完成歷史任務，部分教員進入中央國術館、河北省國術館、天津國術館等機構。其他人則成立新的武術組織，或以獨立身分繼續傳揚國術。

主要參考資料：

楊祥全。2013。《津門武術》。中國內地：山西科學技術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