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29】親歷六四　被扣押的三天　李卓人的沮喪、堅持與自省

每年的「六四」晚會，支聯會秘書、曾在北京經歷「六四」屠城的李卓人從不缺席，為了就是他一生的承擔 – 平反六四和結束一黨專政。1989年6月5日，李卓人成功登上返港的航班，豈料在起飛前一刻才被中共帶走，幸三天後獲釋，有驚無險回港。
被扣押的那三天，李卓人曾與魯平通電話、曾被帶到地牢日以繼夜審問，亦曾逃到英國領事館尋求庇護但被拒，最終簽過悔改書後才獲釋。這次逾越生死的經歷，當然令李卓人畢生難忘。多年過去，李卓人接受《香港01》訪問時坦言，糾纏著他的是當年事件的細節、各種不同可能性，「想過很多不同可能性，會否有地方做錯了？若果我不簽悔改書企硬，他們都可能會把我釋放？」

支聯會秘書李卓人1975年入讀香港大學土木工程系，在七十年代，能夠入讀港大，可謂「天子門生」，前途無可限量。那時候正值社會派和國粹派在校園裡不斷鬥爭，爭論著中國該往可處去，在大學思潮的衝擊下，李卓人開始關心社會、決意投身工運。在這段時間，他經歷油麻地艇戶事件，協助生活困苦的艇戶上樓，使他決定以工運作為一生志業。

大學畢業後，李卓人投身工運、組織工會，為的就是改善民生，而爭取民主當時尚未與民生扣連。直至1985年，香港開始討論和爭取「八八直選」，使李卓人驚覺民主的重要，「當時發現我們對勞工法例的不滿，實際是扣連著我們對香港政府不滿，就是因為香港沒有民主，令我開始進入狀態搞民主運動。」

5月30日已感氣氛蕭殺

1989年，全國掀起學運風潮，看著逾百萬人走上天安門廣場爭取民主，不少香港人對中國民主化亦充滿寄望。5月30日，李卓人與岑建勳把香港的捐款帶到北京，他形容當時的心情十分亢奮，「當時真的很亢奮，真的可以到廣場，希望香港人做的事情能撐著這個運動，與學生傾和了解，令他們支持下去。」

李卓人當時憶述當天開始，廣場上氣氛已經有點蕭殺，「當時已經開始焦慮，廣場上很多人在談軍隊會否殺入廣場，不過當時我們都想人民解放軍不會殺人民。」可是最終事與願違，李卓人在北京飯店的露台親眼看著廣場熄燈的一刻，他形容是六四事件最恐怖的一刻。

對於六四，李卓人有兩幕最難忘，一是在廣場上看著一輛輛單車載著受傷的人和死者，二是在醫院尋找失蹤香港學生時，看到很多學生的屍體。

起飛前一刻被帶走  曾逃到英國領事館

6月5日，李卓人成功登上返港的航班，豈料在起飛前一刻才被中共帶走，三天後才獲釋，「機上大家都以為沒有事，但在起飛之前，突然有公安開始查票，由前面開始查起，當時很緊張，已經在想會否是拉我。」那三天的經歷，李卓人29年來不斷回想、重組、思考著當中的細節。

多年後他回想被扣留的三天，坦言並非與想像中恐怖。6月5日凌晨，中方把李卓人送回酒店，翌日帶他到一個地牢審問，其後再把他送回酒店。6月7日，早上他再送到地牢審問，不過下午就送回酒店，當時他把心一橫逃出酒店，冒著生命危險乘坐的士到英國領事館尋求庇護，但最終被英方拒絕，於是他又返回酒店，至8日他簽過悔改書才獲釋返港。

如有時光機 他也不知如何抉擇

不同的可能性、事件的細節，多年來糾纏著李卓人，他想可能不簽悔改書也能獲釋，不致留下一生污點，又想若當年逃到英國領事館時被公安發現，又會有甚麼後果？如果重新能選擇，他仍不知道如何抉擇，「想過很多不同可能性，會否有地方做錯了？人的軟弱就是這樣，若果我不簽悔改書企硬，當時的國際壓力如此的大，他們（中共）都可能會把我釋放。」

返港後的李卓人情緒十分低落，撐著他的是廣場上學生的話言，以及把「六四」真相傳揚的責任，「當時『冧』一個月，糾纏於屠殺的記憶，覺得這個世界無希望，但我想起有學生領袖向我說，要把我們在廣場見到的事情告訴全世界，令我覺得有責任將真相傳揚，結果由低潮狀態，重回運動的狀態，作為一種心靈的治療。」
 

最大敵人是冷漠 並非學生會批評

近年本港青年就是否建設民主中國、參與六四晚會與上一代辯論，李卓人坦言理解他們對中國沒有感情，甚至因專權對中國感到反感，因此拒絕悼念六四，但他認為無論是支聯會、本土派，都有一個共同立足點，就是抗專權，並要連結起來對抗專權，「香港人就是在一黨專政的夾縫生存，你不理他，他都會理你，無論幾時爭取民主，我們都要砌下去，要與中共鬥長命，不可以讓香港早過中共『玩完』。」

對於與新一代的路線之爭，他理解成新一代突出身份認同的行為，「學生會想突出身份認同，突出他們不是中國人，鬧政府不夠、鬧北京不夠，但與支聯會切割就很突出，我明白他們的想法，但不能切割太多，把抗專權的部分也切割掉。」不過他認為這不是傳承六四的最大挑戰，畢竟反對支聯會的人都是有了政治醒覺，但冷漠才是最大敵人，因此除了繼續與青年對話外，他認為最關鍵就是向告訴下一代六四是甚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