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MA得主專訪】菲林紀錄英殖時代合作社　89舊剪報看見抗爭回憶

備受關注的「WMA大師攝影獎」，在過去一個周末（14日）頒發，由視覺藝術家嚴瑞芳憑作品《大門沒有鎖上》奪得。她以菲林相機拍攝皇家廠木屋區舊址，公務員合作社廢墟的景物，反映出香港歷史與港人居住環境的「過渡」。
這個荒廢不久的居所，24戶人家搬離時，留下了大量物品，包括：房屋興建的文件、載有八九民運的舊報，區旗與國旗、聖經與神像、黑白照片及幻燈片、散落在盥洗盆的假牙、VHS錄影帶、甚至是被遺下的祖先肖像等，都被嚴拍攝下來。
「歷史好像是一個很宏大的畫面，其實從個人歷史、家庭的歷史，也可以補原你對大歷史的一些認識，一些體會。」她說，合作社是一種已不復存在、很理想化的共生方式，希望透過照片為它的歷史下一個注腳。
攝影：©嚴瑞芳（照片由WMA提供）
攝影（訪問部分）、撰文：徐尉晉

按此觀看作品圖輯：【WMA攝影大師獎】重返皇家廠木屋區舊址廢墟 攝影師嚴瑞芳奪獎

皇家廠木屋區

已消失的皇家廠，說的是今天港島區大坑一帶，一片木屋區。爸爸過身的時候，嚴瑞芳在整理他的遺物時，看到他「回港證」上寫有一個位於皇家廠的地址。其實，她自少便常聽到家人和親戚提及這個地方，只是自己從沒有去過。

「你不知『回港證』是甚麼吧？」嚴瑞芳笑問，「從前番大陸須要『回鄉證』，返港時就要用『回港證』，那是另外一種文件。」她說，爸爸的回港證在1964年簽發。戰後香港普遍貧窮，那時許多人就在山邊興建木屋，「那是當年許多人的居屋方式」。

因為她的父母也是不太多話，嚴只有透過創作來認識他們，於是她決定前往看看。嚴瑞芳拿着地址去尋找，由於年代久遠，家人舊居的確實位置已經找不到了，卻找到了一間公務員合作社樓宇。她發現當地已經荒廢，就想進去觀看，怎料合作社的大門並沒有上鎖。

有一種共生方式，叫做「合作社」

公務員建屋合作社，是香港早期房屋福利之一，讓合資格的公務員，可以合作社形式建屋，由政府以優惠價錢批地予建屋，也由政府貸款支付地價及建築費，建好後公務員可有業權，計劃在1980年代中期結束，先後成立了238個合作社共5000多個單位。

嚴瑞芳走進沒有上鎖的大門，很快便知道那是一座公務員樓宇，因為有許多文件攤在地上。她說，畢竟是公務員，那些文件都保留得十分完整，上面說明了樓宇的興建過程。第一次走進合作社後，她在網上翻查了大量資料，知道了「合作社」是殖民地時代的產物，如今香港已不再復見。

「當時我十分驚訝，原來香港出現過這樣的制度，為何現在沒有呢？」嚴瑞芳指，居住是人生存最基本的需求，可是，現在卻變得往往以金錢衡量：幾錢呎？幾錢租？她驚覺，原來從前有種理念，住宅不是用來炒賣，不是關於利益，而是真正為了居住。

「那年他們每人夾$100元股份，便可以建房子，問政府借地借錢所花也不多，而且可以分20年好像grant loan那樣還款。這種很理想化的『共生』理念，很吸引我。」

合作社於1953年興建，到2016年正式荒廢，從英殖時代到香港回歸，60年間經歷過幾代人的生活。合作社樓宇共有兩幢，一梯兩伙，從地下到5樓，共6層，24間個單位，每間超過2000呎。

由於沒有升降機，居民遷出後留下大量物品，一些單位裏世襲了好多幾代人的東西，「現在空間在限，不會好幾代人也住同一間房屋內，也不可能這樣保存事物。」嚴瑞芳形容：「好像博物館一樣。」

用菲林重返現場拍攝

不久，嚴瑞芳又回到現場拍攝。第一次進去時，她使用數碼相機，第二次開始轉用菲林。「菲林與我當時的感覺比較接近，那一刻的感覺，選擇的光線，都可以透過按快門的一刻反映出來。」她又指，「菲林的微粒，很能捕捉到那個地方的影像，給我一種『此時此刻』的感覺。」

由於現場的環自昏暗，她要用三腳架，進行長時間曝光拍攝。她共拍攝了大概6至7筒135負片。雖然，嚴瑞芳數碼和菲林相機都有使用，但她認為，數碼相機拍出來的效果很統一化，「對我來說，菲林趣味多一點。而且，菲林會有很多意外，一不小心便會過度曝光，這次也有一張照片，不小心在底片尚未完全回轉至菲林筒內，便拿了出來。」

事後把照片沖曬出來，照片左邊留下一片空白，她也有片刻後悔「早知多拍幾張」，但她轉念又想，還是把相片遞交吧，「其實它的情感都很真實」，菲林的不穩定與意外，正好可以反映到當時的狀態。

六四事件前夕的剪報

嚴瑞芳說的照片，是1989年5月下旬一張《南華早報》頭版剪報，其時八九民運正熱烈進行，六四事件尚未發生。舊報上有題為「軍隊準備進入北京」的報道，以天安門廣場毛澤東肖像為配圖；亦有一則「香港行政立法兩局非官守議員辦事處指：特首直選將於2003年前舉行」為題目的文章。

「八九六四屠城前的那些新聞，他們保存了這麼多久。那時報章已說，2003年一定要直選特首，我自己參加過雨傘和抗爭運動，與其他抗爭者一同呼喊，從前聽到老一輩的抗爭者說，爭取了這麼多年，沒有甚麼感覺，因為你出生才沒多久，但你發現那個報章報道的時候，就發現這件事情很真實。」

嚴發現，當年公務員享有福利，但同時會關心社會，整件事很理想化。她疑惑：「現在的公務員又是怎樣的？他們的子女如何想？我在房間裏看到雨傘運動的物品，我想一些理念和精神是否在這些家庭裏延續？他們現在相信的東西會否改變了？」

她又說：「第二張相，有中國和香港的旗，他們仍擁護當時的信念嗎？還是變了覺得賺錢就夠了？那些被遺廢的物品，所代表的歷史是否已經沒有意義？」雖然未必有答案，但她卻有這樣的疑問。

舊物反映舊時香港

嚴瑞芳對合作社的興趣愈來愈大，到底它如何運作？合作社的居民如何生活？這是一個怎樣的社群？她希望在現場尋找線索，她研究每家人儲起的文件，看到幾家人單位中都有聖經，又會想他們會不會是有關係的？

在某單位地上，鋪滿一地日本色情雜誌，叫她很震憾，「原來（那些刊物）真的影響了香港一代男子，那是他們的精神食糧。」其中一張照片，櫃上有一列整齊排列的VHS錄影帶，像解釋「回港證」是甚麼一樣，嚴瑞芳又笑道：「那時一個鐘的節目便要錄一個鐘，翻睇時要回帶，那種時間的感覺非常機械性（mechanical）。」

櫃上由美國文化片、金庸武俠片、情色電影、日本色情片都有，嚴笑言：「它們是擺放在一起的，《射鵰英雄傳》旁邊可能就是情色電影；上面還有許多錄音帶，手寫的電影本和歌詞等。」她指：「很多時候，要認識一個人，你只可看到他的外在。但在這些家居中，你可以看到很多豐富的事物。它們令你想到從前的時代，居民收藏的物品，亦反映到那時香港是怎樣的。」

她在其中一戶發現，最後寫上2016年9月的帳單和月餅，因此估計居民遷出的日期，大概在2016年9月中秋之時。到嚴瑞芳「發現」這個地方的時候，大概是翌年3月。換言之，她進去拍攝時，「那裏並不是一個荒廢已久的地方，而是很近期的事情。」

遺下來的舊照片

《大門沒有上鎖》最後一張照片，是一張被遺下先人照片。

嚴瑞芳想像，可能那是現實的問題，單位出售的價錢，不可能購回相同面積的住宅，新地方可能不夠地方放置神位。又或者，祖先與後人已相隔數代，已覺得與先人的關係不大，因此沒有把照片取走。

每家每戶留下的物品不盡相同，但許多單位中，亦留低了不少幻燈片、底片及黑白照片。幻燈片主要是一些個人生活照，內容大都關於家庭、旅行、也有香港街景和翻拍藝術品。而沖曬出來的照片，則反映出主人喜好的物品，有飛機工程師的飛機、船艦等。其中，她看到一張居民聲援北京八九民運，在香港參與建造民主女神像的照片。

更令嚴瑞芳更深刻的是，在荒廢的房間裏，竟然有一些盆栽依然在生長，如祖先照片前那棵生得東歪西倒的仙人掌，「人的連繫可能會斷掉，它卻仍繼續生長。我覺得，大自然的力量很永恆，有人說過，大自然會原諒人類所有行為。」

嚴認為，她的照片內容很多都是事實性的東西，因此加入了植物的意象，讓觀眾有空間去聯想，這也是她在今次展覽現場放置了一張植物照片投影的原因。

一個過渡的狀態

今次WMA大師攝影獎以「過渡」為題，而她也發現合作社的環境一直在改變。第二次去的時候，有些物品不見了，一台勝家衣車消失了，之前那些色情雜誌都給人帶走了。

嚴瑞芳說，「許多人進去拿走、刪改這個地方的物件、將物品的次序重整、使它們變成自己想要的東西。因為這個地方快將清折，它正在過渡，沒有人理會。大家都用自己的權力和利益，去影響這個地方，改變這個空間的話事權。令我覺得這是過渡狀態中很真實的一面。」

現在合作社的廢墟已被圍板封鎖，嚴瑞芳從網上得悉，合作社已物業轉售予一間中資投資公司。那間公司正在改契，想興建更豪華的住宅，所以暫時荒廢，那個時候是一個過渡的時間。

她想，合作社中的這些家庭已這樣住了50年，現在轉了另一個住的方法，這種過渡對他個人有甚麼影響呢？他們的房子，之後會入住一些有錢人，入住的會是甚麼人呢？是否香港本地人？ 可能他們已和香港沒有關係，純粹來炒賣也說不定？她認為，這個過渡，也是一個現在現實的狀況。

同一個地方，由皇家廠木屋區，到公務員合作社樓宇，到超級豪宅，正好見證了香港居住環境的轉變。

幻燈片投影

嚴瑞芳也想為這個地方做一個故事，所以便用10張相來組成自己對這裏的閱讀。今次展覽，嚴把負片翻拍成正片，分別用兩部投影機播放，一部播放原張的照片，一部播放照片的局部近拍（close up），讓讀者在對照中產生聯想。

使用投影機播放照片，因為她想用當時的機器，重組現場的經驗，嚴又稱：「加上，那個機器的聲音，很有時間性，咔咔咔那樣，某程度是一種聲效來的，一個聲音裝置。」除了這樣，她另外把一張現場拍攝植物照片投影在牆上，增加觀眾聯想的空間。

按此觀看作品圖輯：【WMA攝影大師獎】重返皇家廠木屋區舊址廢墟 攝影師嚴瑞芳奪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