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鳥史話：帶住《東方紅》去威尼斯－郭達年專訪
1984年9月，中英聯合聲明在於北京草簽；同樣在1984年9月，日後公認為香港獨立音樂先鋒的地下樂隊「黑鳥」自資出版了他們的首盒卡式帶《東方紅/給九七代》。然後，黑鳥樂隊的靈魂人物郭達年帶著《東方紅/給九七代》這盒新鮮出爐的卡帶，聯同「民眾」的莫昭如以及馮敏兒遠赴意大利威尼斯，參加由無政府主義者組織所舉辦的研討會，展開了郭達年一段難能可貴、對他極具啓發性意義的旅程，影響著日後黑鳥的創作與音樂方針。
而84年郭達年等人的威尼斯文化交流之行，便被製作成十六米厘電影紀錄片《黑鳥：A Living Song》，影片曾在1986年於那些年的「搖滾聖地」高山劇場放映。相隔31年後，香港真實影像協會策劃的《香港紀錄片回顧專題》，在5月14日會讓《黑鳥》這齣影片於香港兆基創意書院重現。
威尼斯的交流體驗
郭達年等人得以遠赴威尼斯出席研討會，是應當地的主辦組織所邀請。然而在1984年，仍是遠在互聯網與社交網絡出現的時代，到底他們是如何跟外國作交流呢？威尼斯方面又如何認識遠在香港的一群？
「在黑鳥與民眾這班人形式樂隊與劇場之前，我們都是活躍的激動分子、思潮前鋒，在灣仔洛克道的一家書局訂了很多外國的雜誌，跟外國團體有聯絡，甚至為他們做翻譯。書局已是一個香港的單位，他們知道香港有這一眾人，大家已建立了網絡。當威尼斯組織要舉辦這個活動時，便問我們有沒有興趣參與，不過是要自費過來，但來到會安排住宿，我們的反應是「來來來！」相當之興奮，畢竟從沒有經歷過。」
1984年，80年代香港樂隊熱潮尚未爆發，但一切在「地下」圈子已蠢蠢欲動。當年夏天，郭達年為蟬(樂隊成員包括著名樂評人馮禮慈)監製了《大路上》專輯，也灌錄了黑鳥的《東方紅/給九七代》卡帶。而郭達年便帶著《東方紅/給九七代》這盒卡帶作品去參加這個威尼斯活動。
「忘記是去了威尼斯兩星期還是十日，白天出席論壇，晚上看live gig。活動不獨只有音樂，還有文化、政治、社會的交流，讓彼此作出連繫。我們說我們在香港做的東西、說我們怎樣看中國的狀況，帶著我們的卡帶去，也看他們的樂隊演出，聽威尼斯大學教授談他怎樣看世界，讓我學習到歐洲如何看全球環境，當時全球化的意念在80年代尚未出現，所以對我有很大的衝擊與啓發。」威尼斯交流活動之後，莫昭如和馮敏兒便返回香港，而郭達年帶著結他去歐洲流浪了三個月，四處busking演出，直到84年底才返港。
《黑鳥：A Living Song》是他們這次威尼斯旅程的紀錄片，由馮敏兒帶著一部借回來的攝影機與別人捨棄的菲林片拍攝。攝於1984年，但到1986年才公映，因為郭達年要花了整個1985年夏天在觀塘「綜合電影沖片廠」作剪接，而影片的導演一欄是寫著「沒有導演」。
「拍攝了回來，我要構思怎樣去組織一個故事。我們不是有了劇本才去拍，而是拍了片，才去想怎樣作裝配。我在沖片廠的大卷剪片機前，慢慢去組織一個故事，過程其實是很有創意的，就像做一個影像上的mixtape。」而《黑鳥：A Living Song》裡，也有紀錄到黑鳥與民眾劇場在觀塘碼頭附近所舉行的街頭劇。
啓發性的旅程
遠赴威尼斯的交流再踏足歐洲，造就了郭達年一次極具啓發性的旅程。
「在威尼斯認識與學習到歐洲玩音樂的態度，如他們找來一部二手影印機，自己釘裝，然後便可以出版fanzine，再拿到live gig發售，這是很minimal但很真實的生態。這引發了我後來出版《黑鳥通訊》。」
「我取得的意念，是可持續發展及全球化，印象中我是第一個人在《號外》寫過可持續發展的音樂文化。甚麼是可持續發展的音樂文化？當然不是現的做法。當時仍未有甚麼全球化的說法，我們所講的是『國際串連』。1984年在威尼斯令我聯繫到很多國家的朋友。我們訂了很多外國punk樂隊的作品在香港發行，而我們的作品又交給他們發售；又如80年代英國搞反麥當勞行動，我們把其印刷品在香港派發，這種聯合行動，是後來全球化的種籽。」
從前要做到「國際串連」，那時不但沒有互聯網，連傳真機也未普及，長途電話又相當昂貴。他們的一切往來，全是靠郵寄書信。
「這是很人性化的時代，是具體地手寫書信，打字機也不用。透過一個人書寫的書法，可以看到人性，影響到你和他所建立的關係。即使他是punk仔，但卻很用心去手寫一封信，細說他的事情，是非常實在的交往。我在當年認識到來自punk scene的人，現在很多都像我一樣拒絕用Facebook及Twitter。」
《宣言》的誕生
這次的歐洲之行，接觸到一眾歐洲的地下punk樂隊(不是那些明星級punk rock名團)，也影響到黑鳥創作出他們的奠定性卡帶專輯《宣言》。
「84年《東方紅/給九七代》時期，我們沒有punk的元素，但到了《宣言》時加入了狂是漢(黑鳥的另一主唱)，因為聽到人們可以這樣玩音樂，於是叫狂是漢嘗試用廣東話去演繹，要感性地、很硬地、歇斯底里地帶出，從而用punk的感染力創作出〈核塵灰〉，因為那時大亞灣要建核電廠。」當年《宣言》的卡帶因為得到水晶唱片發行，而令到黑鳥在台灣地下音樂圈建立起網絡，他們的感染力亦流傳到台灣。「後來來自台灣朋克先鋒樂團Double X的歌手Sissey(趙一豪)聽了《宣言》的〈核塵灰〉，便想做這樣的歌曲，於是通過唱片公司邀請黑鳥為他寫歌，指明要這種風格。」
在我心目中，《東方紅/給九七代》只是黑鳥的EP來(卡帶兩面劃分成中文歌與英文歌部分——其中有三首歌是分別灌錄成中英文版)。經歷過威尼斯與歐洲之行，到了1986年出版的《宣言》和1987年出版的《活此一生》這兩套卡帶，才見證到黑鳥創作專輯的野心，建立出猶如概念專輯的形式，以及展示出郭達年等人在這幾年間的強大創造力(後者更是一套雙卡帶來)。
「《宣言》是我非常之喜歡的作品。之前，我所接觸到是很主流的音樂，由Bob Dylan、Neil Young走下來的脈絡，比較斯文，沒想過很地下、很hardcore的東西。經過歐洲之行，看了很多現場演出，其中認識到英國樂隊Crass(一隊地下anarcho-punk / art punk樂團)對我影響最深，他們的有著很強烈地對生存環境的捍衛與自由精神，其音樂亦很有戲劇性，時而溫柔，時而激進，然後來一段新聞，再來一聲爆炸。所以在《宣言》裡便有些新聞、有些怪聲的剪接，我們亦一時民歌、一時punk，活像個mixtape。」
繼續默默耕耘
黑鳥經過1999年的最後巡演，樂隊已隨著鼓手Peter Suart(他也是「盒子」的創團成員)返回英國而解散。近年郭達年再次活躍起來，以個人名義演出。「大家因為黑鳥而認識我，所以我還是要掛著黑鳥的名字。」
現年62歲的郭達年，今年有多個音樂計劃正在進行中。繼去年出版「六四」27週年紀念合輯《九歌：陸.肆.貳零壹陸》後，今年會再出版28週年合輯，而且會繼續年度出版：「《九歌》的封套，可以放到四張CD的。我想讓六四的議題延續下去。」今年六四，郭達年亦會應台灣的邀請，舉行一場六四紀念音樂會；而他亦正在製作一本紀念已故「亞洲鼓王」、香港傳奇性搖滾樂隊Ramband及Chyna主將Donald Ashley「唐龍」(1956 - 2014)的書；在9、10月，郭達年便會出版他的首張個人專輯：「今次會以鋼琴/貝斯/鼓的jazz trio出來，找來我的老朋友專業樂手參與，如鼓手Johnny "Boy" Abraham，他也參與過《宣言》的灌錄。」到年尾，他還會辦一個書展。
「現在，我是要一手拉著昔日前輩，另一隻手接觸著現在的年輕人。」這位我甚尊敬的音樂前輩，如今仍為香港的音樂文化繼續默默耕耘，他對新一代朋友所作出的種種分享，是要通過藝術與文化，來告訴大家他們是怎樣走過來。「何解現在的年輕人對那個時代甚有興趣？其實經過2014年雨傘運動，看到年輕人有很大的反彈但卻抑壓得很厲害的處境，他們需要養分，但這個養分不是憑空去看一本書便行，而是要有前文後理去理解。香港是怎樣出來，70年代大陸的變化如何影響到80年代香港的措施，然後是89民運，一直十年十年的疊上去。無論是音樂也好、電影也好、文學也好，都要有一個完整的內容與timeline，我現在做的耕耘，就是去完整地重現這些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