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中南海智囊：強調「內循環」絕不是停止開放

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中國國內國際兩個市場都受到了極大衝擊，生產停滯，消費下降，經濟停擺。雖然隨着有序復工復產，中國經濟有所回升，但仍充滿很大的不確定性。值此之際，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提出，也被賦予了一層「絕地求生」的意味。圍繞中國經濟，香港01記者日前專訪了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特聘教授陸銘，陸銘受邀參加了中共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主持召開的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且為其中最年輕的經濟學家，主要研究方向為勞動經濟學、城鄉和區域發展以及社會經濟學，著有《大國大城——當代中國的統一、發展與平衡》、《勞動經濟學──當代經濟體制的視角》等。

香港01：您受邀參加了日前召開的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在會上，習近平提出「近年來，隨着外部環境和中國發展所具有的要素稟賦的變化，市場和資源兩頭在外的國際大循環動能明顯減弱，內需潛力不斷釋放，國內大循環活力日益強勁，客觀上有着此消彼長的態勢。對這個客觀現象，理論界進行了很多討論，可以繼續深化研究，並提出真知灼見。」您如何理解這個目前備受關注的雙循環？

陸銘：首先，應該說官方藉着這次座談會，對於社會各界如何理解「雙循環」是有進一步的闡述的。在這之前國際社會包括國內可能都會有一些自己的認識，其中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提出雙循環是因為國際環境的惡化，包括中美關係的惡化，經貿領域會受到一些衝擊，所以「雙循環」是一個不得已而為之的想法。甚至有人認為這是不是意味着中國接下來開放程度要下降。

我認為這次座談應該是比較清楚的回應了這樣一種看法，習近平明確說中國要堅持改革開放，講國際國內雙循環，並不是放棄國際循環，而是說兩個循環要相互促進。所謂的「此消彼長」，我理解應該主要看兩個指標，第一個指標是貿易盈餘對於中國經濟的貢獻。從經濟學原理角度來講，貿易的順差是構成國內生產總值（GDP）正向貢獻的，如果貿易是逆差，則對GDP造成負面影響。中國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以後一直到2008年的經濟危機衝擊之前，貿易順差最高的時候，對GDP的貢獻能高達9%，但這對於中國經濟來講未見得是一個福利最大化的做法，這說明外向型的經濟並沒有很好的服務於國內需求，在國際上也引起了很大的爭議，因為中國的貿易順差對別的國家來講就是貿易的逆差。

事實上，經過2008年經濟危機以後，中國正在逐步形成所謂國際國內兩個循環，並以國內循環為主的經濟結構，儘管這一概念今年才明確提出來，但其實這種逐步轉變早就開始了。經過十多年的調整今天中國的貿易順差對GDP的貢獻已經降到1%以下，也就是說，國際收支大約處在平衡的狀態，這是迴歸常態的過程。所謂「此消彼漲」就意味着經濟發展的「三駕馬車」——消費、投資和外貿盈餘（淨出口），當外貿盈餘這個部分的貢獻下降的時候，其他兩個部分的貢獻應該上升。如果比較廣泛的把消費和投資都理解為國內需求的話，那麼可以認為，近幾年中國國內需求在經濟增長中所佔的比重已經上升了。

第二個解釋，我們可以觀察另外一個指標——貿易依存度，它是進出口總額在GDP中所佔的比重。在2008年經濟危機之前，由於中國加入WTO實現了開放的經濟發展模式，我們的外貿依存度曾經超過60%的，從國際可比的指標來看，外貿依存度在一些比較大的經濟體，通常為20%至30%。這個道理其實也很簡單，小的國家比如新加坡，很多東西沒法自己生產，所以外貿依存度很高，但是大的經濟體自給自足能力比較強，外貿依存度應該比較低。所以目前，由於內需的增長對外貿的依存度開始下降也是一個正常的調整。

第三個原因是跟經濟發展的階段和要素稟賦有關。隨着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服務業在GDP當中所佔的比重越來越高，當前中國服務業在GDP和就業當中所佔的比重都已經超過製造業了，但是如果和其他發達國家歷史同期相比，我講的歷史同期是當他們的人均GDP達到今天中國水平的時候，中國的服務業比發達國家歷史同期低10%左右。而大多數服務業的特點是不可貿易的，是由國內供給來滿足的行業。未來中國會出現兩個力量，一個力量是結構調整，原來中國高度依賴的製造業出口加工貿易會逐步被服務業替代，這可以概括為經濟結構自身要調整。第二，隨着收入水平的提高，為了滿足不同的市場需求，服務業佔比還會進一步提高，這兩個因素加起來以後就會導致我們所講的內外循環。

作為一個經濟學家，我認為習總書記在座談會上的講話，比較準確的把握了經濟發展的規律。但客觀地說，「雙循環」的提出有國際環境惡化的因素，但是主要還是因為中國之前的發展模式不可持續，以及中國自身的經濟發展階段和結構調整的需要所導致的。

香港01：您提到「經濟發展階段和結構調整」，這是否意味着市場和政府這兩隻「手」扮演的角色有一些變化？

陸銘：會，我認為決策層此前很多次強調，要讓市場成為配置資源的決定性力量。我在這次座談會發言中表示，如果一些體制性和結構性的問題可以得到解決的話，可以更多的釋放制度性紅利。其實我隱含的意思也是說要調整市場和政府的關係，因為中國經濟是脱胎於計劃經濟體制，再加上中國政府是一個強調「大政府」的模式，隨着經濟發展，在某些領域政府這隻「手」是伸的比較長的。不同的人對市場經濟的理解也存在着分歧，甚至有一種想法認為強政府幹預是中國製度的優勢。我個人認為從十八屆三中全會一直到十九大，不斷的反覆強調市場應該作為配置資源的決定性力量，中央也反覆講中國經濟今天所面臨的困難有國際經濟週期的因素，更是因為中國體制性和結構性問題，我想在這些公開的表述裏，決策層應該已經體會到中國經濟結構性和體制性的問題，跟政府的干預不當有關。供給側的結構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政府和市場關係的調整，我想中國接下來會進一步深化改革，改變政府和市場之間的關係，特別是從今年的上半年，又進一步的提出生產要素市場的深化改革，其中包括勞動力、土地、資本、技術、數據這些要素市場的改革，方向是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