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紙上撒「野」 梳理香港自然書寫的「開墾」歷程
台灣詩人余光中寫於1980年的散文《牛蛙記》，寫他在港生活時居住的一帶蛙聲遍地：「每到夜裏，谷底亂蛙齊噪，那一片野籟襲人而來，可以想見在水滸草間，無數墨綠而黏滑的鄉土歌手，正搖其長舌……」讀來驚覺多年前的沙田也如此貼近自然，城市發展早已將此地變成購物中心，人口密集得讓人透不過氣，石屎地上早已容不下牛蛙，汽車和火車聲掩蓋生物鳴叫。遲來出生的人應該沒有想到，30年前由老詩人寫下的生活體驗，填補了一段我們從不能在歷史書上所看的生活狀況，也只能從文字中領略箇中滋味。
攝影：鍾偉德 插圖：加菲
無論隔着多遠的距離、多長的時間，文字的魅力直達心靈，作家對自然的書寫躍然紙上。廣義的「自然寫作」，以文學語言來呈現和詮釋對自然的觀察和發現，而寫作種類和形式可以包括遊記、歷史、地理、測量、藝術和人類學等元素。
發現「隱藏版的香港」
香港的自然書寫，首先要數到兩位英國人——香樂思（G. A. C. Herklots，著有《香港的鳥類：野外觀察手冊》、《野外香港》）和亥烏德（G. S.P. Heywood，著有《香港漫遊》），兩人從1930年代至1950年代的「風物書寫」詳述了香港早年的自然風貌，後有南來作家葉靈鳳也在其《香港方物志》中爬梳了二人的文獻，並發掘出香港不少鳥獸蟲魚和若干掌故風俗，以散文形式講述自然科學和民俗學知識。1970年代，郊遊行山成了不少年輕人喜愛的活動，更組成行山社，而文人筆下的自然風貌，除了掌故和資訊外，有更多個人遊蹤體驗，也斯、葉輝等本地作家的《城巿筆記》和《甕中樹》，為香港的地景作出觀察和書寫，而吳煦斌的《牛》更是作家從叢林與荒野中尋找故事題材。
大自然與我們這麼遠、那麼近，當下的行山熱、周日農耕，以至城鄉共存的議題，正是城市化生活的反動與回歸。平日，我們如白蟻般生活，看似能自給自足，但工作佔據了生活的全部，難得假期，自是要偏離一下日常的軌道。香港雖是彈丸之地，但接近75%都是綠化地帶，親近大自然並不難，狹窄與否本不在乎所寫的地方，更在乎執筆者的眼界和修為。台灣作家劉克襄的《四分之三的香港》有這麼一句：「因為行山穿村，我幸運地邂逅了隱藏版的香港，一個比購物和美食更獨特、更有魅力的香港。」
不為人類服務的自然
「簡單地說，自然寫作就是反對自然為人類服務的自大思想，人類必須理解自然，及與其互動共存。」魚類學及博物學家莊棣華指，自然寫作者先着迷於他所關注的主題，而描寫不能違反現實。「不可以作任何加工，在任何細節上貼近植物或動物的生活，哪管多麼微細的行為，就好像小說家創作的人物，連對白、行為都要了解得一清二楚。相對科學家冷冰冰的研究文章，作者又要極其感性地觸動讀者，對自然界環境能有多一點想像。」
他以法國著名博物學和昆蟲學家尚亨利法布爾（Jean-Henri Casimir Fabre）在百多年前完成的著作《昆蟲記》為例，作者以細緻的觀察和文學造詣，反映了一個多姿多采的昆蟲世界—在其筆下，昆蟲訓練天資來面對殘酷的大自然，有些昆蟲也會談起戀愛來，但這種愛情就未必人人接受到，因為某些品種會愛到咀嚼牠的情人。雖然法布爾的書寫方式受到當時的科學家冷嘲熱諷，但他能在設備仍不精良的情況下，精準描繪出昆蟲身體形態，甚至是發音時的摩擦行為，至今依然令人驚歎，連寫作《物種起源》的達爾文也對他尊敬有加。
工業革命後反思人類野心
西方近代的自然寫作實際可追溯至18世紀至19世紀的英國湖畔詩人，當中的代表人物威廉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年輕時到法國旅行，見證了法國大革命的發生，後來逐漸對大革命和政治感到失望，轉而沉醉於大自然中，寫出不少有關自然與人生的詩歌，代表作有《致杜鵑》（To The Cuckoo）。華茲華斯等湖畔詩人所身處的時代，也正是歐洲工業革命展開的時代，物質的豐富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生活方式，讓他們重新把目光放到大自然。
在差不多的時間裏，曾經任職土地勘測員的美國作家亨利梭羅（Henry Thoreau），則搬到了瓦爾登湖隱居數年，自己搭建小木屋和種植蔬菜，後寫成《瓦爾登湖》一書記載他對大自然的觀察與相處。梭羅是美國最早支持達爾文進化論的人，後來更有「美國書寫自然之父」美譽，他曾說：「大部分的奢侈品和所謂的舒適生活，不僅可有可無，甚至可能會阻礙人類昇華。」至20世紀下半葉，生態文學在美國文壇興起，不僅成為美國文學的重要流派，甚至影響了綠色政治。早前有新聞報道美國已將七種蜜蜂列為瀕臨絕種動物，而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經有人著書談及蜜蜂消失後的世界，書中所論證的事件後來也一一出現。
從傳統野趣到現代自然書寫
西方文明根植於海洋文明，對於自然的態度是征服，但中國傳統對待自然的態度卻恰好相反，中國文人騷客更大多數都愛好遊山玩水，也因此中國自古便有「書寫自然」，處處流露出野趣甚至對「天人合一」的追求。然而，中國古代的「書寫自然」與現代的書寫自然（尤其是生態文學）並不是同一個概念，後者更是科學與文學交融的產物。中國古代的書寫自然，借景抒情、以物喻人，終歸還是在寫人，而不是將自然置於同等地位，更不會有科學性的客觀描寫。如《楚辭》中屈原的《橘頌》寫橘樹「秉德無私，參天地兮」，分明就是在寫人。到陶淵明寫《桃花源記》，直接寫景的筆觸雖少，精神上倒是與現代的自然書寫有點相似了，甚至可與華茲華斯的自然詩歌遙相呼應，陶淵明虛構出「桃花源」這樣一個隱世的烏托邦，也正是基於他對現實政治的失望。
在現代華文寫作中，台灣的自然寫作當屬最盛，作家吳明益寫的《臺灣自然書寫的探索》系列是不可多得的指南，書中有一點值得一再提及：「自然書寫並不陷於多愁善感，見落葉而傷秋的創作模式。他們常對某些自然科學有專業研究或深入的業餘關心。且作者常能遊走於人文學科與自然科學。」莊棣華對此就有這樣的理解：「不是很多地方和人可以做到真正的自然寫作，但無論哪一種自然寫作方式也好，都會引起你想走入自然世界去了解和感受，我們才能想出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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