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外交領域正在發生深刻政治變革

中共政治局11月27日召開會議審議了《中國共產黨領導外事工作條例》。這是中共加強對外交工作領導的又一重大舉措。會議強調，要進一步加強黨中央對外事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加快形成系統完備的涉外法律法規體系，不斷提升外事工作的制度化、規範化、科學化水平。可以預料，未來在強化外事領導權上，中共還有更進一步的舉措。

中共十八大後，圍繞外事工作最大的制度性變革是將國家安全從外事工作中單獨分離出來，2000年後中央國家安全工作領導小組和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一個機構兩塊牌子合署辦公的局面在2014年得到了改變。2014年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成立後，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不再保留「中央國家安全工作領導小組」名義。

中共十九大後，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在2018年的機構改革中升格為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中國共產黨領導外事工作條例》是二十大後中央領導外事工作制度化的一大重要舉措。今年6月28日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中國對外關係法 》。從國家層面的對外關係法到黨中央領導外事工作的條例制定，這是一整套完備的制度化構建，背後是一場涉及外交領域的深刻政治變革。

長期以來中共對外事工作的領導是有保障的。早在1958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就發出《關於中共中央設立外事小組和國務院設立外事辦公室的聯合通知》，當時外交部部長陳毅兼任「中央外事小組」組長，全面負責外事工作；在國務院系統中，對應設立「國務院外事辦公室」，陳毅兼主任。儘管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央外事小組撤銷，1970年國務院外事辦公室撤銷，業務併入外交部。但是文革結束後，1981年中共中央決定，恢復「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當時李先念任組長，萬里任副組長。此後，李鵬、江澤民、胡錦濤等都曾任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組長。習近平2013年後出任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組長，後出任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主任。

近年來中共中央對外事工作的領導之所以加強加強再加強，有兩個層面的含義。

一是，在制度人事層面對中共建政以來外交工作局面較為龐雜的狀況進行轉折性梳理。

中共建政後，周恩來以總理兼外長的身份主導外交工作，形成了國務院以及外交部龐大的外交工作主導格局。循這一慣例，以往中國總理的外交權是相當大的。以往中央對外事工作的領導更大意義上是依託於國務院外交部付諸實施。比如1981年中央外事小組重新組建，1984年國務院就成立了外事辦公室，1991年，中央機構編制委員會確定國務院外事辦公室為正部級國務院辦事機構。1998年3月，根據《國務院關於機構設置的通知》，確定國務院外事辦公室是協助總理辦理外事事務的辦事機構，同時承擔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辦事機構的職責。

1998年8月國務院外事辦公室撤銷後組建中央外事辦公室。2000年後，江澤民出任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組長，而副組長是曾經參與外交工作的錢其琛。2006年後，胡錦濤出任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組長，副組長是時任國家副主席習近平。2013年習近平出任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組長，副組長是時任國家副主席李源潮。

但是中共十九大後，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升格為外事工作委員會後，出任委員會主任的是習近平，副主任則是總理（李克強、李強）。如今在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領導外交工作的大框架下，國家主席、總理的位置是清晰的， 國務院主管外交、外交部是外交辦事機構的定位明確的，黨中央依託外事工作委員會對外交工作的領導明確了其頂層設計、統籌協調、整體推進、督促落實的定位。

二是，中國作為一個崛起的大國，本身在世界的位置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其外交思想、外交政策、外交定位、外交風格都在發生深刻的變革，如何確保崛起中的中國和全球視野下的中國的利益得到捍衛？外事工作到了全面深刻變革的時候。加強中共的集中統一領導，是中國在變局中，積極應對挑戰，構建強大的外事處理能力、應變能力的表現。

中國以面向未來的姿態，正在對外交工作制度構建層面的缺失進行彌補。《中國對外關係法 》是中國調整其對外關係的法律規範的總稱。既能為各項涉外立法提供原則指導，能確保參與對外關係的各主體之間的職權劃分清晰，也能彌補中國當前的對外關係立法的空白和不足，比如針對聯合國安理會制裁決議在國內的執行問題，中國相關實踐一直缺乏法律依據。而近日審議的《中國共產黨領導外事工作條例》，是具體化中共中央領導外事工作的行動。先是通過機構人事改革確保了黨中央的外事領導，後通過工作條例，對於這種領導形成了制度性具體安排。未來，無論是國家層面的立法還是黨內層面的立規，各項細化工作都會逐步深入推進。

中國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姿態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習近平外交思想最重要的貢獻是全面塑造了崛起中國的外交觀、世界觀，給出了新時代中國同世界打交道的準則方法道路。而國家立法、黨內立規等手段，是習近平外交思想得到有效貫徹的保障。這就是今天的中國，有思想藍圖，更有層層落實的政治手腕和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