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騷亂似漸平　馬克龍的街頭挑戰遠遠未完

踏入巴黎時間7月4日清晨，法國最大新聞台BFMTV的網頁頭條是一句「更為平靜的另一夜」，所指的是從過去的周六（1日）到周一（3日），因為17歲阿爾及利亞裔少年納埃爾（Nahel M）6月27日被警員近距射殺而引爆的示威和騷亂似乎逐漸「洩氣」，並沒有重演2005年三周種族騷亂、迫使政府宣布緊急狀態的跡象。

如果騷亂洩氣之勢持續，幾個月前才經歷過反退休改革示威罷工的馬克龍，大概可以暫時鬆一口氣。不過，來自街頭的政治威脅卻依然是懸掛在馬克龍頭上的利劍。

被騎劫的示威

這次納埃爾在少數族裔聚居的巴黎市郊被執行交通條例的警員殺害，加上在社交媒體上廣傳與警方原初敘事矛盾的事件片段，被不少人認為是法國版的「弗洛伊德（George Floyd）事件」。事件爆炸當日，民眾即時上街表達不滿，可算是實踐了法國街頭抗爭盛行的政治傳統。

可是，其後示威者四處縱火、破壞民生設施、搶掠店鋪、針對性攻擊警員，卻讓起初的的種族騷亂演變成沒有明確目標的反警察、反權力、反建制情緒發洩。

參與這次騷亂的滋事者大都非常年輕，被捕示威者平均年齡只得17歲，當中更有年僅12歲的男童涉事。示威最初在各大城市的市郊爆發，其後迅速蔓延至城市中心。當中亦有極左、以白人為主的黑群（Black Bloc）參與。而受到最大破壞的卻是市郊少數族論的社區自身。

跟2018年反燃油稅的黃背心運動（Gilets Jaunes）不同，這次騷亂並沒有明確針對的政府政策，很多示威者也不以馬克龍為眾矢之的——畢竟馬克龍在涉事警員尚未被起訴之際已率先批評警員的行為「不能解釋，不可寬恕」。

雖然代表半數警力的兩個警察公會在騷亂期間聲言警察正與「毒虫」和「野蠻部族」處於「戰爭狀態」之中，其含有種族歧視意味的用詞進一步激化民眾情緒，但部份騷亂者幾乎無差別的破壞行為很快亦引起了法國社會普遍的反彈。

納埃爾的祖母7月2日就公開在BFMTV電視上呼籲騷亂者停止破壞，直批他們是利用了納埃爾為藉口。市郊地區也開始年長婦女到街頭勸告青年回家的情況。

2日清晨，巴黎市郊一區市長的家被騷亂者用汽車撞開大閘並放火燒屋，其妻子帶同孩子逃跑期間更截斷了腳，此事就將法國民情進一步推向反對騷亂的一方。在法國，地方管治往往與中央政府有重大差距，反對中央政府的政策與地方的父母官顯然無關。因此，此等暴行就引來法國政壇的一致聲討。馬克龍在7月4日也特意與受騷亂影響的超過200位市長見面，以表示他有心直接聽從民意、尋求解決辦法，並向各市長表示支持。

隨着民情背向，騷亂很大可能會逐漸平息。但，這才是馬克龍真正要面對挑戰的開端。

內政成外交阻礙

首先，國內政治問題已構成了馬克龍推進其國際政治方略的阻礙。本年3月反退休改革示威正盛之時，原本將以法國作為其首訪之地的英王查理斯（King Charles）被迫取消行程。就在納埃爾遇害之前幾天，馬克龍還在主持其主導的新全球融資契約峰會，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其目標就是要增強法國在「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國家的影響力，可是幾天之後，法國種族歧視問題就變成了國際頭條。

而隨着上周的示威騷亂愈演愈烈，馬克龍更被迫從布魯塞爾正在舉行的重要歐盟峰會（會議焦點是歐盟難得有望達成的難民協議、歐中關係等）提前趕回國，更押後了23年來首次的法國總統對德國事訪問。德國總理朔爾茨（Olaf Scholz）也公開對法國的狀況表示憂慮。

起自少數族裔市郊的法國騷亂場面，在歐洲更變成了各國極右政客反對外來移民的「火藥」，從波蘭、匈牙利到意大利、西班牙，都有主流右翼政客將法國騷亂包裝成移民如何威脅歐洲的案例——雖然納埃爾本人和大多參與騷亂的少年們都不是外來移民，而是土生土長的少數族裔法國人。這種發展對於馬克龍溝和「全球南方」以至重建歐盟團結的外交目標，都有負面影響。

騷亂助長極右

其次，今天的法國政治亦與街頭的騷亂份子互相構成了極端化的惡性循環。與2005年的種族騷亂不同（當時事件由警員追捕市郊少數族裔青年引致意外死亡所致），法國已不是中間偏右、中間偏左兩大陣營主宰政壇的時代，而是進入了極左、中間派和極右三分天下的局面。

中間派的代表是馬克龍，他一方面搶先指點殺害納埃爾的警員，另一方面則支持警方執法（馬克龍7月3日甚至親身探班表示感謝），強烈批評街頭騷亂的暴力，企圖維持中線。

極左的代表則是「不屈法國」（FI）的梅朗雄（Jean-Luc Melenchon）。在種族示威明顯已被極端份子騎劫之後，梅朗雄卻依然站在街頭一方，聲言「我不呼籲冷靜，我只呼籲正義」。

極右的代表當然是「國民集會」（RN）的馬林勒龐。示威爆發後，馬林勒龐就馬上跳出來聲言問題是在於警察的權威再不受尊重，人們再不聽從警察指示，才有這樣的不守規則，並批評馬克龍對涉事警員「未審先判」。同時，她也提出法國要為外來移民進行公投，並呼籲用動軍隊阻止移民入境。（當然，她也選擇性的忽略街頭上的騷亂者絕大多數都是土生土長的法國人，與移民問題是兩回事。）

在極右思潮的影響下，就連一些傳統中間右翼媒體都用上了「在我們之中的外國領土」等用詞去形容少數族裔聚居的市郊，其中隱含的意思就是這些「異族」就算在法國土生土長也不是真正的法國人。

由於這次騷亂確實觸犯到不少法國民眾的容忍底線，不少分析都認為馬林勒龐所代表的極右是這場風波的最大政治贏家。早在馬克龍繞過國會落實退休改革之後，人們已預期馬林勒龐很可能會在下次選舉後成為法國首位極右總統。經過這次騷亂之後，這個可能性又大了一些。

自2017年首次當選上台以來，馬克龍的國內政治主軸也是以中間派推行不左不右的理性改革，擊退極左和極右，重新給予法國人希望。但六年來的政治發展卻愈來愈與他的願景背道而馳。

「不可說」的種族歧視

最後，即使這次騷亂最終被極端份子騎劫，但其起因卻是法國長年以來都未能解決的種族問題。市郊少數族裔群體與法國主體族群的隔離並非什麼新鮮事，論者早有「兩個法國」等說法去描述這個問題。從十幾歲的市郊少年大舉投身騷亂的狀況來看，他們對自身的未來和處境明顯充滿着無解的絕望和憤恨，只能透過毫無目的的破壞來發洩情緒。

這次騷亂的導火線是法國警方的種族歧視性執法。經歷過2005年的騷亂之後，警方變本加厲地將市郊地區當成罪惡之地，對少數族裔人士進行嚴厲執法，被警員無理截停幾乎已是司空見慣之事，造成安全部門和少數族裔社區的關係長期處於緊張狀態。

2017年法國藉反恐為由通過的法律，更容許警方在沒有任何人性命受到即時威脅的情況下開槍，單是去年就有13人因為沒有聽從交通警員的截停命令而被殺。根據路透社的計算，過去數年在同類事件中喪命的大多數也是黑人又或者來自阿拉伯背景。聯合國人權辦公室在納埃爾遇害後也開腔稱法國該認真處理「執法部門的種族主義和歧視問題」。

問題是，談論種族歧視，在自命早已進入「後種族時代」的法國，往往是一個禁忌。人們之所以對於法國種族問題不太了解，其中一大原因就是法國的法律禁止官方採集種族數據。這種法律的背後動機是避免重演二戰時代針對猶太人的種族歧視，但到了今天卻讓人不知如何談論種族問題。而官方往往不承認法國有系統性的種族歧視存在，只將種族歧視事件視為個別案例（在這次事件中也不例外）。

相較之下，在美國，人們可以大談種族不公，甚至主張以反向歧視的方式來達至種族平權，例如是近日所被最高法院判定違憲的大學收生優待少數族裔，又或者是加州正在認真考慮的對奴隸制度受害者後代作金錢賠償等等。這些議題在法國都變成了「不可說」，但對於市郊的少數族裔而言，不可說的種族歧視卻是每天都能遇見的真實存在。

經過這一波近廿年未見的全國騷亂之後，馬克龍不可能看不見「兩個法國」的撕裂是一個隨時能被引爆的計時炸彈。但在或明或暗主張排除「異族」的極右興起之際，馬克龍大概也沒有足夠的政治空間去切實着手嘗試根治這個主張「平等、博愛、自由」國家之中的核心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