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拒防長會面？　中美關係的選擇性解凍

《華爾街日報》5月29日引述美國國防部聲明報道，稱中方拒絕美方在5月提出的中美防長新加坡會面邀請。如果事態屬實，美國防長奧斯汀（Lloyd Austin）很大可能不會在6月2至4日舉行的香格里拉對話的場合上與中國防長李尚福進行會面，似乎打破了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在G7峰會上指中美「很快開始解凍」的預言。

對於3月才剛上任的李尚福與奧斯汀的會面，其中最大隱憂是特朗普（Donald Trump）時代美國已因為採購俄羅斯軍火的問題對李實施了制裁。雖然美方稱制裁不禁止李、奧兩人會面，但中方據報此前已告知美方若制裁不獲取消，兩人會談機會甚微。

拜登在G7峰會上曾稱會正磋商取消對李尚福的制裁。但華府外交界很快就出現「拜登是否對華放軟」的聲音，美國國務院亦迅速澄清「我們並沒有計劃撤銷對（李尚福）的制裁，以至是對中國更廣（的制裁）」。

似乎是出於類似的邏輯，因為2月中美氣球風波而叫停訪華行程的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至今也未得重新訪華的機會。雖然拜登在G7峰會上故意以「silly」（笨）一詞形容氣球事件，明顯有意淡化中美緊張關係，但早前有英媒報道就稱，中方擔心美國會在布林肯訪華期間公布聯邦調查局（FBI）有關被擊敗中國氣球的調查報告，因此在未確定拜登會如何處置報告之前，未能重定布林肯的訪華日子。

如果上述消息屬實，中美關係看來確實已經到了連一點符號性的負面因素也承受不了的地步。有美方官員更稱，自2021年至今中國已經十多次拒絕了美國的高層官員會面請求。

不過，這並不代表中國對美外交沒有務實的一面。

一方面，這些中方拒見的訊息一直以來也是出自美國官員，明顯是公關宣傳戰的一部分，用來向佔全球大多數的「不站隊」國家營造中國才是「不友善」一方的觀感；但客觀而言，當拜登當局對華制裁一浪接一浪而來，甚至像去年10月的半導體禁令一般直接不問緣由針對所有中國企業，人們都能看清中方不願多談的原因。

另一方面，中方在沒有符號性負面因素阻礙且具必要性的層面，早已重啟了與美國的溝通。5月8日，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秦剛就跟美國駐華大使伯恩斯（Nicholas Burns）在北京見了面。5月10、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王毅也低調地在維也納跟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Jake Sullivan）進行了超過8小時的對話，相關消息在事後才對外公布。5月25日，兩日前才剛到美國履新的中國駐美大使謝鋒與美國副國務卿紐蘭（Victoria Nuland）會面，表明要「探索新時期中美正確相處之道」。5月25、26日，中國商務部長王文濤亦在美國出席亞太經合組織（APEC）貿易部長會議期間分別會見了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Gina Raimondo）和貿易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

這些會面從外交部門上的對接、中美高層的「坦率」戰略性對話，再到經貿部門的溝通，全都包括在內，已可算是本年以來中美接觸的高點。

在軍事層面的缺口，其實也不難理解。中國對南海和台灣的主權聲稱，以至其背後不斷增強的軍力支持，非常明確；美國本年以來先後擴大在菲律賓可用的軍事基地數量，又跟巴布亞新畿內亞（Papua New Guinea）簽訂防務合作，也明顯是要為應對武統台灣和加強軍事圍堵中國所作的準備。大家都在採取「戰略清晰」，軍事溝通最多只能是更確切地嘗試建立避免潛在擦槍走火的渠道，並不會帶來戰略上的任何改動，而此刻還未到中美真的會擦槍走火的地步。

拜登當局的對華外交，本來就是一種選擇性的政策。從「競爭、合作、對抗」的三分法，到所謂「小院高牆」的科技制裁，再到為中美關係修築「護欄」，也是不同有關選擇性的比喻。對於中國有選擇性地區別要跟哪些美方部門和官員重啟溝通，進而推動選擇性的解凍，這也該是拜登當局應當樂見的發展——畢竟，選澤性的解凍意味着兩國尚有理性合作的可能，並非立意要將兩國關係激化到全面對抗的層級。

從美國債務上限危機漸解的情勢來看，下一個中美解凍的進程可能會由對華鴿派代表、美國財長耶倫（Janet Yellen）來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