敘利亞回歸與中東「和解潮」背後 中國因勢利導｜專家有話說
5月19日，第32屆阿盟峰會在沙特吉達召開，敘利亞總統阿薩德也受邀參會，這是敘利亞脫離阿盟12年後首度回歸阿盟大家庭，自然受到外界關注：這預示着敘利亞問題的解決或將提上日程，也意味着中東整體局勢正在隨着「和解潮」的推進而走向緩和。
撰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張楚楚 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青年副研究員
本文原載於觀察者網，香港01獲授權轉載
敘利亞，阿拉伯主義跳動的心臟
敘利亞曾被稱為「阿拉伯主義跳動的心臟」，因其地理位置和歷史文化傳統而成為中東地區的重要國家，從地理位置上看，敘利亞地處小亞細亞半島與阿拉伯半島之間，位於地中海、紅海、黑海、裏海、波斯灣的「五海」的中心地帶，是中東腹地的十字路口。
從文明歷史來看，敘利亞扼守尼羅河文明與兩河流域文明的必經之路，古代曾是定居群體與游牧人口的交匯之地，近代成為阿拉伯民族主義的先鋒堡壘。
從地緣政治來看，敘利亞地處「中東火藥桶」——「新月地帶」，而且是所謂「什葉派之弧」的中樞力量，巴以衝突、伊拉克重建、反恐鬥爭、伊朗核談判等中東熱點問題均與敘利亞密切相關。
因此，自「阿拉伯之春」爆發以來，敘利亞問題成為各方域外勢力插手中東事務的重要抓手，這加劇了中東地緣政治和安全秩序的碎片化、陣營化。各方力量圍繞推翻阿薩德政權和支撐阿薩德政權進行了激烈博弈，一方面，沙特、伊朗和土耳其等域內大國藉機爭奪地區影響力；另一方面，美歐俄等域外強權趁機介入敘利亞內戰，資助敘利亞的叛亂運動和打擊極端組織，扶植當地的夥伴和代理人，延續了敘利亞的混亂和人道主義災難。可以說，敘利亞問題牽扯到整個地區的各方利益，幾乎成為「中東問題之眼」。
美國因素：攪局與抽身
在敘利亞問題上，美國長期採取謹慎干預態度，綜合運用扶植代理人、空襲、派遣特種部隊等「輕足跡」策略影響當地戰局，並輔之以制裁手段向敘政府施壓，試圖實現低成本維護美國霸權的目標。
然而，美國干涉敘利亞內政，升級地區戰爭，擾亂了中東秩序，也造成了嚴峻的安全危機和人道主義災難，長年累月的經濟封鎖也讓敘利亞日益凋敝的經濟民生雪上加霜。
當前，美國並不希望敘利亞同阿拉伯世界關係解凍。隨着敘利亞長期陷入難解僵局，美國在敘利亞也面臨進退兩難。一方面，美國在敘利亞有着重要的能源和地緣政治利益，另一方面，隨着巴沙爾政權的鞏固，美國持續投入資源並不能帶來預期的效果。敘利亞重新融入中東地區的政治、經濟與安全秩序，是美國並不情願看到的結果，因為這不僅有助於增強巴沙爾的反美韌性，而且意味着美國將不得不面對過去策動反巴沙爾運動所付出的隱沒成本。
新的氛圍：中東大和解
值得關注的是美國在中東地區存在的趨勢性變化，自奧巴馬政府以來，美國不斷推動戰略收縮，引發以色列、沙特、卡塔爾等傳統盟友的安全焦慮，紛紛強化戰略自主；另一方面，在域外勢力多年干涉後，地區國家逐漸發現，不斷「內鬥」的結果只能是安全困境愈演愈烈，滋生難民潮、恐怖主義等問題。
在這種情況下，各國紛紛開始尋求內求發展，外求緩和，這是推動中東地區和解的內生動力。去年阿盟峰會上強調的兩個重要主題分別為「反對域外勢力干涉」以及「阿拉伯國家的經貿合作」，反映了地區衝突各方陷入疲勞期，厭倦了域外大國扶植地區代理人開展博弈與無休止的戰亂，轉而將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成為地區各國的優先議程。此次峰會在沙伊和解的背景下召開，接納敘利亞重返阿盟，彰顯了阿盟團結合作與自主發展的精神，表明地區陣營對立色彩的進一步淡化。
因勢利導的「中國力量」
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作為一個新的「域外勢力」，以不同於傳統西方干涉的姿態發揮影響力。去年12月，習近平主席赴中東出席了首屆中阿峰會和中海峰會，深化了中國與阿拉伯國家的戰略夥伴關係。一方面，中阿顯著拓展了雙方經貿合作的廣度和深度；另一方面，中國日益注重對中東的「立體式外交」，增強對地區安全事務的關注度與參與度，主張踐行「全球發展倡議」和「全球安全倡議」。
在解決中東安全問題上，傳統西方大國強調「民主和平論」「人權和評論」「制衡和評論」，中國則認為，中東亂局的癥結主要在於發展赤字和發展失衡，因而提出「以發展促和平」的理念。近年來，中國與中東國家在「一帶一路」倡議與中阿合作論壇框架下開展的合作具有明顯的務實性，在新能源、新基建、新技術、新產業等領域的合作項目同該地區各國的發展願景高度契合，全面深化了中國與中東各國的外交和經貿關係。
今年3月，沙特與伊朗在北京握手言和，成為中國「全球發展倡議」和「全球安全倡議」的一大階段性成果，具有示範效應，改善了整個中東地區的地緣政治與安全氛圍，帶動了地區國際關係的重組，引導衝突各方重新聚焦發展與民生議題，並為敘利亞問題、也門衝突、利比亞亂局等地區熱點問題的解決注入了積極因素。
本次峰會，敘利亞回歸阿盟，這是上述趨勢的進一步發展，折射出中東地緣政治格局的兩大轉變：一方面，遜尼派阿拉伯國家不再強調同敘利亞的教派分歧，表明地區各國制定外交政策的主要考量因素由意識形態轉變為國家利益；另一方面，阿拉伯國家不顧一些西方國家的反對，再度接受敘利亞，表明其戰略自主意識的上升，及傳統域外大國在此地干預能力的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