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特與伊朗外長北京會晤：美國的中東遠去　中國的中東到來？

4月6日，沙特外交大臣費薩爾（Faisal bin Farhan Al Saud）和伊朗外交部長阿卜杜拉希揚（Hossein Amir-Abdollahian）在北京會晤，雙方討論重開大使館的相關步驟，並在會後發表聯合聲明。

聲明中指出，雙方討論擴大雙邊關係的方式，以及啟動兩國安全合作協定和經濟、貿易、投資領域合作總協定的相關事宜，並同意在約定時間內重開外交使團，着手採取必要措施開放兩國駐利雅德和德黑蘭大使館，以及駐吉達和馬什哈德總領事館。此外，沙伊兩國將繼續在技術代表團之間開展必要協調，研究擴大兩國合作的方式，包括恢復官方代表團、私營部門互訪及航班，為兩國相互簽發簽證提供便利等。

據《中東日報》（Asharq al-Awsat）4月5日報道，沙方消息人士透露，兩國外長此前已通話三次，討論了重啟外交與其他協定的相關步驟，而北京之所以被選為會晤地點，是因中方在斡旋、促進沙伊兩國溝通上發揮了積極作用。此次沙伊外長亦在聯合聲明中稱，雙方對中國主辦本次會議表示感謝。

無獨有偶，路透社也在5日也援引伊方消息稱，由於中國促成沙伊雙邊協議，兩國外長同意4月6日在北京會面。路透社指出，中國促成沙伊復交中已然震動中東局勢，過去幾十年來，美國一直是中東的主要調解人，展現了自身的安全和外交力量，但中國此次促成沙特伊朗在北京宣布復交，昭示美國介入中東的時代已經結束。

3月10日沙伊復交以來，曾有不少分析認為，不該高估中國角色、中國即將在雙方履約問題上面臨挫敗、所謂復交其實雷聲大雨點小等。平心而論，從沙特與伊朗結怨多年來看，上述預測有一定現實基礎，但眼下發展也已證明，即便兩國仍有地緣競爭，降低衝突烈度已成雙方共識，且由沙伊官員再訪北京來看，中國的中東角色已非過去的「局外人」，而是名副其實的「參與者」。

美國還能怎麼辦

而這一切，並非始於沙伊復交。

回顧2022年7月，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曾在訪問沙特前投書《華盛頓郵報》，解釋自己的出訪原因，「身為總統，我的職責是保持國家強大和安全。我們必須反擊俄羅斯的侵略、處於戰勝中國的最佳位置，並努力穩定全球具影響力的地區。要做到這些，我們必須和能夠影響這些結果的國家直接接觸，而沙國就是其中之一。」從上述內容來看，拜登顯然想阻止沙特靠近中俄，卻又受價值觀外交的枷鎖掣肘，姿態相當狼狽。

但更狼狽的是，當拜登克服國內反對聲浪，訪問沙特與王儲穆罕默德（Mohammed bin Salman）進行會晤後，沙方並未同意美國提出的原油增產訴求，反在同年10月與俄羅斯等國進行協調，決定讓OPEC+在11月每日減產200萬桶。美國雖怒斥其短視，沙特卻毫不在意，隨後又在12月熱烈歡迎中國領導人習近平來訪，舉行了首屆中國-阿拉伯國家峰會、中國-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簡稱「海合會」）峰會，更與中國商定，每兩年輪流在兩國舉行一次元首會晤，穩定中沙之間的戰略協作。

前述種種，既凸顯中俄在中東與日俱增的影響力，更反襯美國主導的日漸虛化。事實上自從美國決定撤出中東、轉向印太加壓中國後，這便是必然的發展；但宰制欲強如美國，自不樂見局勢如此演進，卻又不願改變轉向印太的宏觀戰略，只好以拜登出訪等手段多加修補，希望延緩中東的多極化大國秩序成型，維持美國主導地位。

但伴隨中美關係惡化，美國在中東愈發陷入戰略迷霧。其一面集中火力武裝印太、圍堵中國，卻又一面動員中東參與「對華脫鉤」，但如前所述，美國在中東的軍事存在日漸稀薄，經濟場域更是難阻中國不斷增長的市場優勢，以及「一帶一路」與海灣產油國的項目對接，想在這般情況下要求各國親美反中，用與中國的經貿合作換取美國的安全承諾，無異緣木求魚，更何況美國根本無力回復過往在中東的軍事挹注水平。

故美國智庫學者杜如松（Rush Doshi）曾建議，美國不應與中國在中東進行「美元對美元、船艦對船艦、貸款對貸款」的競爭，而是應該探索自己在「具有最大戰略意義項目」的潛力，例如兩用港口項目、海底電纜與機場，同時努力引進其他第三方，以稀釋中國在中東的經濟存在，確保美國在談判桌上仍有一席之地。無獨有偶，曾任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中東事務高級主管的智庫學者辛格（Michael Singh）也建議，美國需藉「增加進入美歐市場或技術的形式」，來提供中東各國切實利益，而不是持續強逼各國選邊。

兩人的建議或許能對白宮政要產生影響，卻極難從根本上扭轉美國在中東的路線慣性。先不論所謂「美國在戰略意義項目的潛力」是否存在，拜登政府即便有意強化經濟工具的使用，也極難遂行無痛的政策替代，因為光是協調美國內部的利益團體便是一大工程。中國基建項目與企業之所以能在中東打出知名度，並非侵蝕歐美公司的既定市場份額所致，而是歐美本就對於中東基建項目興趣缺缺，更在技術輸出上普遍保守，這才給了中國企業與資本「走出去」的機會。白宮或許有意臨摹中國路線，但受限資本慣性，最終還是要依賴威脅路線與霸權餘暉，結果便是讓自己更加顏面掃地，也讓中東各國更加排斥華盛頓的頤指氣使。

綜上所述，從現實視角來看，退出中東、動員印太當然是各方共識，但要以何種方式維繫政治影響力，當前的美國政壇與資本莫衷一是，故其政策產出仍以「不變」為主軸：轉向印太的宏觀戰略趨勢不變，在維繫中東影響力上也找不到新突破口。簡言之，便是只能看着影響力日漸流失。

中國更加有為

而在很長一段時間，中國的中東政策同樣維持「不變」：北京深化與各國的經貿交流，但避免政治乃至軍事的大刀闊斧。但此次促成沙特與伊朗復交，讓外界看到更加有為的北京，也引發了「中國的中東政策是否有變」等相關討論。

其實早在此前，伴隨中國國力增長，中方學界與輿論場便已有關乎中東政策演變的討論，民間發出不少「更加有為」的聲音，學界則以「避面軍事介入」、「不參與陣營鬥爭」為主要共識，並主張北京應該利用自身經濟實力，支持各國的工業化進程，而非參與地區競爭。

多年來，中國的中東政策也以學界共識為主軸，與中東的敵對各方維持程度不等的往來，例如面對沙特與伊朗這對宿敵，中國同是兩國最大貿易夥伴，既將自身的「一帶一路」項目與沙特的「2030願景」進行對接，又與伊朗簽訂「25年全面合作協議」，雖說沙特明顯是中國在中東的重要戰略核心，但北京仍與德黑蘭保持良好互動，這便是中國得以促成沙伊復交的關鍵原因。而在培植影響力層面，中國以能源貿易為核心，基建項目、高新科技技術、新能源場域為平台，與各國進行實務合作，對自身的能源安全、企業全球布局亦是有益。

就當下的美國政策來說，即便中國在中東只是穩扎穩打，美國的退出與霸道也會緩慢推動各國靠近中方，一來各國眼見美國的軍事存在日漸稀薄，希望擁有更獨立的對外政策；二來各方尋求國家的「再工業化」，中國無疑是最可靠的項目支持者；三來中國向來主張不干涉他國內政，對苦於西方譴責的中東各國來說，具有不小的吸引力，例如北京便不會如華盛頓般高調譴責沙特、伊朗的人權問題，無形中降低不少潛在的政治摩擦。

當然這般路線未必能讓各方滿意。中國民間輿論場之所以會有「加強介入中東」、甚至「強化在中東軍事存在」的呼籲，多是出自對「穩扎穩打」的不耐煩，以及中美博弈漸顯下，希望搶佔「後美國」空間、為中國增加戰略縱深的考量。此次北京成功斡旋沙特、伊朗復交，對此陣營來說自是的一大鼓舞，其由此認為中國將在中東扮演更重要的政治、乃至軍事角色，並與希望中國穩扎穩打、甚至韜光養晦的聲音發生辯論。

平心而論，伴隨中國在中東的影響力增長，擁有更大的政治話語權是必然現象。過去人們雖能想像沙特伊朗復交，卻極少有分析認為中國能在其中扮演政治角色，但如今情勢證明，中國的政治話語權已與過往不同，即便沒有美國的配合與支持，北京仍有能力推動域內的政治情勢變化。

只是此一時期的「更加有為」並非沒有邊界，如今包括沙特在內的中東各國之所以靠近中俄等域外行為者，為的還是極大化自己的國家利益，不論是換取經濟、安全支持，或是藉此對沖美國的戰略壓迫。在此情況下，「自主權」是其念茲在茲的重要訴求，一旦中俄等域外大國令其感覺「霸權再臨」，以親美之舉形塑權力「再平衡」也是選項之一。

故對中國來說，在中東政策上表現積極、採取更加自信主動的姿態理出自然，但追求成為「中東最重要的域外大國」，並非眼下可行與合適的政策目標。如今各國所為並非冷戰時代的陣營選擇，而是追求多極化格局的戰略對沖與風險分散，故中國眼下最好策略，乃是趁此潮流爭取深化各國信任、提高合作水平，成為中東對沖美國的重要資源，而非直接顛覆美國的一切痕跡與建制。以能源結算為例，與其幻想立即終結石油美元，不如務實探討如何提高人民幣與海灣各國的結算比重。

歸根結柢，中國在中東的影響力提升，既得益於時代之風，也奠基於自身的市場與技術優勢。由於美國眼下陷入戰略迷霧，即便中國只是穩扎穩打，都處在擴大中東影響力的順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