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德企在華做生意，都會考慮三個問題｜專家有話說

「脱鈎」這個現象並不新鮮：自從奧巴馬時代開始，美國與西方悄然發起了針對中國的經濟脱鈎；特朗普政府只是粗暴地、鑼鼓喧天地在執行；拜登政府看似講話客氣，但政策是一貫的。
正如我之前所寫過，歐洲特別是德國，對於脱鈎相當不情願。

作者：戰略管理諮詢公司Debrouillage創始人Gunter Schoech

德國作為出口導向型國家，中國是第二大客戶，（佔德國出口比重）大概與美國或法國體量相當，我們從脱鈎中幾乎得不到任何好處。德國自二戰後復甦以來，長期奉行的外交政策主張就是「以商促變（Wandel durch Handel）」，更不必說中國是我們頭號的進口來源國。

但如今，受三個主要因素的影響，我們面臨一個多少已經不同以往的局勢：

1.防疫形勢；

2.德國新一屆「紅綠燈」政府（指德國社民黨、綠黨與德國自民黨組成的執政聯盟，三黨代表顏色分別為紅、綠、黃——觀察者網譯註）

3.俄烏戰爭：對於任何被視作「系統性對手」的外國力量，德國國內正拿着放大鏡檢視對它們的依賴。

基於防疫的考量

新冠不僅涉及公共衛生，也是一個實際問題：作為戰略顧問，我在自己的客戶群體中就見識過，有企業因為防疫措施而犯愁。由於隔離規定，出行意願相應降低；而在酒店隔離數天後，也不確定能否繼續順利前往想去的目的地。

與其他國家相比，在中國談生意，或許更看重人際關係中的信任，而這種信任建立在面對面交往的基礎上。

我的一名客戶在美國收購了一家公司，相關部門CEO飛到美國參加簽約儀式，這是他自新冠疫情出現後至今，唯一一次去美國；其它的任何問題，都通過視頻會議或經由美國那邊的基層員工與律師處理妥當。這種情況在中國是難以想象的。

另一家中國公司在歐洲的收購案告吹了，部分原因是在持續數月的激烈談判後，依然沒法安排與中國公司的老總坐下來面談。那些已經在中國有投資的企業，自然也會擔心他們的工廠或辦公室面臨突然關停的可能。

對於中國的防疫政策，一種不帶感性色彩的德國式評估可能是這樣的：

當病毒出現新變種，又缺乏有效的疫苗，存在大規模且不確定的感染風險時，中國式的「清零」政策運行得非常成功。與歐洲 、美國乃至幾乎全世界其他地方不同，中國有能力在境內控制住疫情傳播。源於中國政治體制的自上而下的組織體系，加上遵守紀律、能吃苦耐勞的人民，讓這一切成為可能。

當相對有效且安全的疫苗問世後，包括那些能夠應對新變種病毒的疫苗，就可以把這個因素納入防疫考量中。至於對於哪個國家造出何種疫苗，以及由所謂「競賽」引發的愛國主義自豪感，大家沒必要太上頭。全世界三大疫苗製造商——法國的賽諾菲、英國的葛蘭素史克以及德國的默克集團——都沒能產出堪比BioNTech/輝瑞和美國莫德納公司那樣的疫苗。

在德國人眼裏，西方因為缺乏實現清零的紀律性，付出了上百萬人死亡的代價後，社會才逐漸恢復正常；中國在疫情之初表現得更好，如今面臨壓力，可以更多地應用全球醫學成果。

中國歐盟商會主席伍德克（Joerg Wuttke）最近就談到，中國的營商環境在確定性、可靠性及效率方面有所變動。

新冠疫情凸顯了當今供應鏈全球化的程度有多深。工廠停歇、集裝箱難運轉、工業產品零部件短缺，以上種種情況讓許多企業開始思考如何增強供應鏈的韌性。

「紅綠燈」政府

另一方面，在德國，靠政治意願推動做事情，通常是十分短命的。

就拿生產口罩簡單舉例吧：我們的政府拿出超過6300萬歐元，支持82家德國公司在本土生產口罩。然而回過頭看，絕大部分公司已經關停生產線。它們的售價要比從中國進口的口罩貴3到5倍，而醫院或電商平台等大型採購方在意的就是價格。

然後是德國這屆新政府。默克爾的基督教民主聯盟（基民盟）在上次大選中大敗，而綠黨（左翼環保主義者）是最大的贏家。現任總理朔爾茨出身的社民黨（紅），是上一屆與本屆政府中唯一的常量。自由民主黨（黃）也需要抱團來組建聯合政府。所以我們稱之為「紅綠燈執政聯盟」。

我從來不是默克爾的忠實支持者，但如果要列舉一點她的長處，那便是外交、調和分歧與危機管控。難怪默克爾在國際上享受的聲譽，遠高於她在德國國內的風評。我認為在處理對華關係問題上，默克爾指明的方向非常合適：通過互惠互利的貿易往來，維繫德中間良好的外交關係與密切的經貿聯繫。

證明你自己作為一個貿易伙伴的價值，不要在全世界面前扮演「教師爺」，尤其是不要公開作秀；當你取得夥伴的信任後，便可以在台面下更方便、更有效地提出你想表達的任何觀點。如果德國真的對一些問題抱有關切（不管是環保、人權、貿易還是其它事情），恰恰需要這種低調務實的政策。公開叫罵往往只會適得其反，導致更多的民族主義、互相回敬指責、施加制裁，然後是更激烈的對抗。

但在西方國家，默克爾的外交風格是選舉的減分項。公開批評中國會帶來巨大流量，在「寬以律己，嚴以待中」這事上，哪個德國人原則上會反對呢？這在任何國家基本上都說得通，不管他們自己對自己是什麼標準。

我們的新任外交部長、來自綠黨的安娜萊娜·貝爾伯克，長期在最受歡迎政客的排名中霸榜前三。相比其他任何事情，她顯然最在乎自己的選民與選票。用不加修飾的語言公開發表「強硬」的譴責，正是她那些相對年輕且理想化的選民所愛聽的，而貝爾伯克確實照做了。乍看上去，這屬於非常廉價的政治得分。

外交部長通常是德國人氣最高的政治人物，因為他們能夠打造許多光鮮人設，展示自己有多麼強硬，而不需要採取任何行動或承擔任何責任。

最後，自由派因為天性使然，不喜歡在他們看來不必要地限制任何種類自由的任何制度。

但這種作秀不是沒有代價的，哪怕來得往往並不顯眼。一名客戶向我講述了，在德國新政府加大批評中國的調門後，德企蒙受的隱藏代價之一：他說他的公司第一次在中國輸掉競標，原因不是技術要求或價格方面，只是因為他們是一家德國公司——當然，單方面的闡述未必就是事實，僅供參考。

所以總的來說，在中國做生意的德國投資人必須了解，現在更有可能搞亂德中關係的，是他們自己的政府。

大眾汽車在新疆建廠就是案例，現在私營企業被德國輿論與政府盯上了，不僅僅是面臨語言攻擊，還會伴隨着行動——因為在新疆設廠，今年5月底，大眾汽車關於延長投資擔保的申請被德國政府拒絕了——只要是與新疆有任何關聯的，都被來自綠黨的經濟部長羅伯特·哈貝克否決了。

哈貝克同樣反對中國遠洋運輸集團（COSCO）對漢堡港一處小型集裝箱碼頭的入股，還揚言未來與北京打交道時將「不再天真」，並補充「我們不能讓自己再被勒索」。（當地時間10月26日，德國政府最終批准中遠入股漢堡港——觀察者網注）

俄烏戰爭

自去年12月上任以來，德國總理朔爾茨終於選擇在今年11月4日首訪中國。朔爾茨講話不愛直來直去，他一邊在組織企業界代表團隨行，一邊又呼籲減少對中國的經濟依賴。雖然一些防疫要求增加了組團難度，但目前已經有一個龐大的代表團待命，準備好在11月12號到14號，陪同朔爾茨出訪越南與新加坡。

考慮到德國已對俄羅斯如此依賴，德國有民調顯示，對向中國派出經濟代表團的支持率走低，但這種事並不新鮮，政客通常會做姿態迎合鎂光燈，而代表團則是在背後做實事。

最極端情況下可能會發生的事情，已經在俄羅斯的案例中體現出來了——今天，問題並非是某家德國公司是否應該叫停在俄生意，德國公眾追問的是：為什麼某家公司還沒有退出俄羅斯市場？

這就要說到俄烏戰爭。德國欣賞中方在這一問題上可信的中立立場。中國也許會為美國的對手「祈禱」，但從未像西方支持烏克蘭那樣，大規模直接介入這場衝突，比如賣軍火、訓練部隊、提供資金與分享情報等。

戰事之初，許多德國人在擔心，中國是否會像俄羅斯那樣，直接使用武力統一台灣。然而，在南希·佩洛西竄訪台灣之後，德國人對她行為的認可度已經明顯降低了。

因此，焦點自然轉移到了對經濟的影響上。

許多分析人士指出，德國對俄羅斯天然氣的依賴是一個歷史性錯誤。在北溪天然氣管道被限閘、徹底關閉乃至破壞之際，德國幾乎沒有人敢為當初修管道的決策辯護。

不管衝突發生前德國和西方領導人犯下了哪些錯誤，如今都被俄羅斯在俄烏戰爭中的責任權宜地掩蓋過去。人們開始物色天然氣以外的可再生能源，隨後意識到：在太陽能與風能領域，今天的德國依賴中國，更甚於在天然氣上依賴俄羅斯。

就在俄烏戰爭之前，德國55%的天然氣來自俄羅斯供應。然而，我們的太陽能電池有95%來自中國。僅僅10年前，從硅電池到太陽能電池板，德國還是全球太陽能產業市場的領導者。然而，在當初規劃的產業規模實現後，上網電價補貼額度大幅降低。僅僅4年內，就消失了10萬個工作崗位，餘下的公司則大多被中企收購。

在風能領域，德國自2016年以來失去了39%的工作崗位。德國風能企業比太陽能企業發展得更好，但產能放在了全世界，包括中國。德國國內的需求少得可憐。

德國的政策制定者，做夢都希望這些產業能回流國內，但從投資人到學徒都不情願：在考慮投資興建大型工廠、選擇終生職業這樣的決定時，德國過去的能源戰略實在是太離譜、太不可靠、變化太過頻繁了。

我不相信僅憑政治意願，就能改變這一切。由於缺乏公共空間、無休止的申請流程，加上當地居民樂此不疲地打官司、拖延項目工期，在德國，發展可再生能源的步伐已經走向遲滯。

所以，德國在華直接投資的前景，並不會慘淡。事實上，根據榮鼎諮詢智庫的數據，2022年上半年，歐洲在中國的直接投資按年增長了15%，主要就是德國公司拉動的。

當中的旗艦項目，自然是巴斯夫公司（BASF）在湛江投產的一期工廠。這將會是外國對華直接投資中最大的單一項目，也是巴斯夫公司成立以來最大的一筆投資——根據該公司聲明，項目到2030年的投資總額高達100億歐元。

必須注意的是，巴斯夫公司於2018年七月宣佈工廠選址，並在2019年年底開工建設。這都發生在我前面提到的三個主要變化因素之前。而對這處一體化基地的最終驗收，是在今年7月通過的。

巴斯夫公司作為一家全球化企業，在世界各地都建有類似的一體化工廠，而他們專門瞄準了中國國內的市場。不僅將石化產品中不同的價值鏈條整合到一家工廠，節省多餘的物流成本；也拉近了所有中間商品、終端產品，與消費者之間的距離。中國作為全球製造業的引擎，目前已經建有2處這樣的一體化工廠，與歐洲和美國的數量持平。

結語

所以，最終誰會取勝？意識形態還是商業考量？還是說，我們有可能會回到一種模式，即並非兩者中某一方取勝，也並非兩者一定程度上「共存」，而是通過交流來切實促進相互理解與合作，避免重組供應鏈這樣的相互提防。

短期內，目前的趨勢似乎有些脱鈎的苗頭；長期來說，人類有責任開展更多合作。在連接這兩個階段的中途，迫切需要一些意味着容忍與為局勢降級的指路明燈。

本文獲觀察者網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