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俄秩序總體戰開打 雙方究竟爭什麼？｜專家有話說
2月24日俄烏戰爭爆發後，衝突持續至今已將近5月，伴隨赫爾松（Kherson）、馬里烏波爾（Mariupol）、利西昌斯克（Lysychansk）等地易主，俄軍已成功打通連接克里米亞與頓巴斯地區的陸橋，並將烏軍逐出盧甘斯克；與此同時，糧食、油價等民生議題衝擊全球各地，不少脆弱經濟體陷入水深火熱之中；國際權力格局亦因衝突而加速傾軋，歐洲與印太地區皆出現了被動員與抵制動員的現象，堪稱冷戰結束後的新時代變局。
針對此議題，台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於2022年7月8日舉辦「後全球化視野下的俄烏戰爭」論壇，並由台灣大學政治學系、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學會、財團法人日月光文教基金會參與協辦，邀請到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學會會長與政治大學外交系主任盧業中、政治大學民族所教授趙竹成、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與歐盟莫內講座教授葉國俊、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教授辛翠玲、台灣大學政治學系主任與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副院長張登及，分別以美國、俄羅斯、歐洲、印太、東亞與兩岸視角提出分析，論壇主持人則是台灣中研院院士、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吳玉山。此為系列報道上篇，共兩篇。
俄烏戰爭與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
首先，盧業中由美國視角提出分析。
其指出，在美國的論述中，民主、國際組織和自由貿易可為和平與全球繁榮創造條件，美國也在冷戰過後，以自身的政治、經濟、軍事實力，成為其自稱的「善霸」；然這般秩序要能成形並鞏固，仍取決於全球權力的分配狀況，並與領導強權的意識形態有關。故從現實視角來看，美國所領導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仍有「普及性」問題，也就是其似乎僅存在於「民主國家」之間。
盧業中接着分析，支持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人士多認為，自二戰結束後，此類國際秩序便不斷深化、前進，即便遭遇波折，也不過是在遭遇挑戰後進行了新的創建、強化與維繫，形成循環。而每次被挑戰後，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總能吸引志同道合、且得益於該秩序的民主國家同心協力力挽狂瀾，進而獲取新的定義。簡言之，以規則為基礎、以開放為特色的主張保持了擴充性，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由此歷久彌新。
盧業中舉例，烏克蘭欲加入北約一事，正好符合了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在地理與心理上的擴充性，而雖說此一要求遭到了俄羅斯武力逆襲，卻也促成民主國家大團結，芬蘭、瑞典亦表態欲申請加入北約。由上述發展觀之，俄烏戰爭有助於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強化與維繫。
而論及美國在戰爭開始後的外交作為，盧業中表示，美國的行動大概可分為兩類，第一是強化與北約盟友的聯繫，第二是援助烏克蘭。此外美國也在印太地區積極動作，包括拜登（Joe Biden）訪問韓國、赴日參與「四方安全對話」（QUAD）峰會，公布「印太經濟架構」（IPEF），接着又與東盟國家領導人會面，還參加了北約峰會，美國似乎正對中俄進行雙殺。回顧此前，美國在印太做了不少地緣佈局，包括2021年3月的「四方精神」聯合聲明、2021年9月15日聯合英澳宣佈成立的軍事外交安全合作夥伴關係（AUKUS，又譯「澳英美聯盟」），後者的首要目標是由英、美兩國協助澳洲建造一支核子動力潛艦艦隊，只是如今AUKUS三國中已有兩國更換領導人，不知會否影響既定軍事規劃。
而關於自由國際秩序能否繼續維持，盧業中表示，西方亦有悲觀聲音。例如所謂「過去的好日子」（Good Old Days）之說，便是指如今的國際結構中，美國看似集所有權力於一身，其實難敵國際社會日漸分權的現實，例如包括印度、阿根廷等國家，皆未積極參與此次對俄製裁，就連民主國家都出現了立場不一的現象，美國所召開的美洲峰會，甚至遭到了拉美國家的抵制。
盧業中指出，針對上述現象，美國也有學者提出解方。例如有學者表示，國際上雖有分權的現象，卻可以通過把G7擴張成G12來緩解，也就是以全球治理緩衝分權問題。此外美國也逐漸視中國為主要競爭對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也在近期表示，「我們不能仰賴北京改變作為，所以我們將形塑北京周邊的戰略環境，以推動我方追求一個開放且包容的國際體系願景。」
盧業中最後總結，拜登雖校正特朗普（Donald Trump）的「美國優先」，卻仍將維持美國領導地位，而因其無法放棄對意識形態的堅持，故自由國際秩序仍有其侷限性。而依據「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分析，俄烏戰爭發生後，願意負擔高油價的美國民眾比例已由三月的73%，下降至五月的59%；願意接受通脹的比例同時期亦由65%下降至52%；民眾願意美軍為此犧牲的比例亦同步下降。故戰事的發生與持續，對美國領導地位有短期鞏固的效益，但若戰火持續延燒，且烏克蘭無法避免持續失去領土，則美國的領導威信與地位恐受質疑。
這不是俄烏戰爭
而趙竹成則以俄羅斯的視角，分析衝突的爆發。
其指出，這場特別軍事行動共有三大目的：第一，解放頓巴斯，清除新納粹暴行、挽救百姓的生命權及文化權；第二，遏止美國及北約武裝集團自1990年代起對俄羅斯的安全壓迫；第三，回覆歷史秩序。在此基礎上，趙竹成表示，這場衝突並非所謂「俄烏戰爭」，也非僅止於俄羅斯及烏克蘭兩國之間的武裝衝突，而是俄羅斯與美國及其附庸武裝集團的總體戰。
而針對衝突的爆發，趙竹成指出，烏克蘭政府對民眾的國家暴力是原因之一。其舉例，烏克蘭先後出台多部壓迫俄羅斯裔烏克蘭人、俄羅斯語烏克蘭公民的法律，包括2014年的《語言法》、2017年的新版《教育法》、2019年的《關於確保烏克蘭語發揮國語作用法》、2021年的《烏克蘭原生住民權利法》等。上述法律既剝奪了在烏俄語人口使用母語的權力，也剝奪俄羅斯裔烏克蘭人的原生住民資格。
趙竹成感嘆，台灣人一天到晚講白色恐怖，講紀念世界母語日，如今面對烏克蘭發生的事情，卻一點感覺都沒有。「這些被壓迫的人也是烏克蘭公民，只不過因為想說自己的母語俄語，就要被迫害。」趙竹成進一步表示，2014年克里米亞危機後，烏克蘭甚至把這些民眾當成恐怖分子，用飛機大砲轟炸，2014年迄今8年，烏東地區的死亡人數高達15,000人，也就是1年死亡1,875人，1個月死亡157人，1天死亡6人，12小時死亡3人，4小時死亡1人，這樣恐怖的慘況，長期被西方無視，法國記者波奈爾（Anne Laure Bonnel）拍攝的紀錄片《頓巴斯》（Donbass）便在西方長期受封殺。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OSCE）雖然只剩寫報告的功能，卻直到衝突爆發前的2022年2月21日，都還出文章記錄發生在烏東地區的暴行，但西方依舊充耳不聞。
趙竹成接着舉例，2014年5月2日敖德薩（Odessa）發生大屠殺，起因是其欲宣佈獨立，但更深遠的因素，是烏克蘭政府在克里米亞危機後，先抨擊敖德薩親俄人群、俄語使用者是恐怖份子，敖德薩才忍無可忍宣佈獨立，接着便發生了後續的流血衝突。
此外，烏克蘭的國家暴力還包括對新納粹的支持。趙竹成指出，烏克蘭長期存在極端民族主義勢力，包括C14、右區、亞速營等，烏克蘭政府近年更是公開紀念班德拉（Stepan Bandera）等策動種族屠殺的人物，並奉其為民族英雄，甚至連孩童都參與其紀念遊行，「看一下沃倫大屠殺、娘子谷大屠殺，這個世界知道烏克蘭存在這股勢力，卻刻意無視。」趙竹成補充，美國國會議員曾在2019年連署要求，美國政府不該資助並協訓亞速營，但一點用都沒有。
除了國家暴力外，趙竹成稱也指出，北約持續東擴，也是導致衝突爆發的原因。其中美軍在烏克蘭設立生化實驗室，便是一大安全隱憂，其主要研究項目包括：鼠疫、霍亂、炭疽熱、黃熱病、白喉沙門氏菌、痢疾等，其中UP-2、UP-9、UP-10專案研究非洲豬瘟、出血熱；UP-8專案研究出血熱、鈎端螺旋體、漢他病毒，所涉實驗室位於基輔（Kiev）、敖德薩、利沃夫（Lviv）、哈爾科夫（Kharkiv）等地；P-781專案進行蝙蝠載體實驗，實驗室位於哈爾科夫。這些年來，實驗室已先後移交6種病毒，包括冠狀病毒H5N1、三種病原體等。
趙竹成最後播放烏軍撤出利西昌斯克後，俄軍接管的側錄影片，片中居民激動對俄軍表示「我每天在等你們，請你們不要再離開。」趙竹成指出，儘管俄方資訊有其片面性，但西方眼下封殺全部俄方對外發聲管道，只准自己用資訊轟炸全球視聽，這也是不正常的。至於烏克蘭以後該怎麼辦？趙竹成表示，自己也沒有答案，「但我想引用恩格斯在1847年波蘭起義17周年的講話，Никакая нация не может стать свободной, продолжая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угнетать другие нации，當一個民族還在壓迫其他民族時，是不可能獲得自由的。一個民族的未來，如果是建立在對另一個民族的仇恨上，這個民族沒有未來。」
歐盟既有問題因俄烏戰爭而加重分歧
葉國俊則以歐洲視角，提出自己對俄烏戰爭的觀察。
其指出，這場戰爭既為歐盟帶來新分歧，也在加重了既有問題的分裂。首先，是烏克蘭是否加入歐盟的問題。葉國俊指出，表態支持者包括波蘭、波羅的海三國、意大利、歐盟執委會主席；質疑者則有荷蘭、葡萄牙。法國甚至自己提了要創建「歐洲政治共同體」（European Political Community），可見歐盟在此事上立場並不一致。
而在此爭議中，英國的動向引人注目。葉國俊指出，約翰遜（Boris Johnson）雖已確定要下台，但這無法解決英國的困境，「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已經預測，由於俄烏戰爭會強化脱歐後的供應鏈物流阻礙，故英國將是G20中除俄羅斯外，經濟表現受俄烏戰爭衝擊最大者，2023年經濟預期會是零成長。對此發展，葉國俊引用印度經濟學家、前印度儲備銀行總裁拉詹（Raghuram Rajan）所言，「任何危機必有徵兆與警示，但提出者沒權力，而有權者不願聽。」但儘管如此，葉國俊亦表示，脱歐後的英國也有其他優勢，包括避開歐陸亂局、獲得與人權爭議國家簽署FTA的機會等，例如海合會國家。
而在歐盟與俄羅斯的經濟互動上，葉國俊分析，如今的俄羅斯在經濟制裁倒逼下，反而比中國更早進行「內循環」。而歐盟國家短期之內，則無法切斷對俄羅斯的油氣依賴，例如德國便有廠商開始使用K帳户（雙重帳户），即在下屬的天然氣工業銀行開設兩個平行帳户，第一個帳户用於匯入歐元，銀行將其兑換成盧布轉入第二個帳户，再支付給俄方。如此一來，便可符合雙方政府的規定要求，又讓交易平順運作。對此現象，葉國俊指出，依據「引力模型」研究，除非自行製造經濟衰退，否則欲有效降低雙邊經貿投資往來，必須自制度因素着手，有句話說，「脱鈎比冷戰更痛苦」，不要對未能立即轉變的國家在道德上過分苛求。
而在供應鏈與物價壓力影響層面，葉國俊表示，歐債危機經驗後歐盟學到了教訓，必須善用工具解決問題，故此次針對疫後經濟復甦，也推出了「緊急購債計劃」（PEPP）、「歐盟復甦基金」（European Recovery Fund）等項目。但如今俄烏戰爭帶來衰退陰霾，必將影響舒困措施效果，可能使上述政策再度受質疑，眼下各國債務殖利率與經濟表現再度發散，堅持緊縮結果，可能使危機再現。
葉國俊最後指出，經濟學家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曾在1997年表示，「借經濟整合趨向政治整合，將適得其反且激化政治對立，因為原本可用經濟工具（如匯率）解決問題的途徑已不存在，最終仍須各國政治相協調。」葉國俊總結，2015年後歐盟已得到教訓，試圖改善解決危機的機制且有成效。但若部份國家受限歷史經驗、拘泥不化，俄烏戰爭的壓力或將使歐盟陷於險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