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對華關稅「未有決定」　扣減與否其實已與中國無關

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報道，美國總統拜登在華府時間周五（7月8日）召集幕僚討論對中國進口商品關稅的潛在減免。在通脹高企之際，拜登當局連月來已一直傳出以扣減關稅緩減民生開支上升的辯論，本周初更有媒體指拜登最快會在本周內宣布相關關稅扣減的政策。不過周五當日，拜登卻稱他依然未有決定，正逐項關稅作研判。

早在拜登5月下旬的首次亞洲行之際，他就曾公開承認正考慮減少特朗普時代的對華關稅，然而其具體政策卻遲遲未有出台。

隨着特朗普2018年起對中國實施的「301關稅」本月起開始到期，如果美國各界沒有要求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延長相關關稅的話，關稅將自動取消——不過，到本周為止，美國當局已收到超過400份延長關稅的要求。這樣的時機就構成了拜登重整對華關稅的可能。

扣減關稅政策遲遲未見的原因，是在於拜登當局的內部分歧。自6月以來，這種內部分歧進入了「外部化」的階段，不同官員之間已出現了在公開場合隔空交火的情況。

耶倫與戴琦的隔空交火

一方面，財長耶倫（Janet Yellen）與商務部長雷蒙多（Gina Raimondo）都支持扣減對華關稅以壓抑民生支出的上行壓力。雷蒙多在6月上旬就曾稱對單車或家庭用品等扣減關稅是合理的，而鋼鋁關稅則應予保留。另一方面，堅持保留對華關稅的一方則由美國貿易代表戴琦（Katherine Tai）為標誌人物。

戴琦與耶倫上月以來更曾在國會聽證的場合上公開「各說各話」。耶倫指特朗普的關稅並沒有戰略性意義，而關稅最終也需要由美國人而非中國人來付，傷害美國消費者和企業。但戴琦則稱她認為對華關稅是重要的籌碼，而她作為一個貿易談判員永遠不會放棄此等籌碼；對於有研究指廣泛的貿易自由化將能為美國家庭平均節省797美元的研究，戴琦更指這只是「介乎小說和有趣學術練習之間的東西」。

而作為拜登外交戰略大腦的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Jake Sullivan），據報也對扣減對華關稅表示遲疑。

這種內部分歧，反映出拜登對華政策的兩種思維。像耶倫般的官員從美國的實際經濟得失上看，會認為某些對華關稅（像針對一般消費品的）於中美的經濟競爭而言毫無戰略利益，反而打擊了美國民眾的購買力，因此應當取消，並對中國採取更具針對性的措施。

而像戴琦般的官員則認為美國應盡用所有工具謀求中國的貿易和產業政策向美國想見到的方向走，因此對華關稅不應獲得扣減。

政治壓力之下的小動作

除了白宮內部的路線分歧之前，白宮之外的政治壓力，也是導致拜登難以作出決定的理由。

首先，這是來自美國工會的壓力。各大美國工會代表已去信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要求全面延續既有的對華關稅。在共和黨政治草根化的背景之下，工人階級已再非民主黨的票倉，而若民主黨進一步流失工人階級的選票的話，本年中期選舉的表現可能會比預期更差。而且，任何對華關稅的扣減也會引來美國兩黨鷹派指責拜登對華軟弱的壓力。

根據美國政治新聞網站POLITICO的報道，在內部分歧和外部壓力之下，拜登只敢推出小規模的關稅扣減，只針對約值100億美元的消費品作減免——這只是受特朗普關稅影響的約3,700億美元中國商品的一小部份。拜登當局大概認為這種具體針對性的關稅扣減，即使不能減低美國通脹率，也能讓民眾在邊際上減輕一些負擔，正如其暫時豁免燃料稅的主張一般。

除了小規模的針對性扣減之外，拜登為安撫普遍反對對華關稅的美國商界，可能會同時推出新的豁免申請制度，讓企業可按每個個案去申請關稅豁免。

而為了緩減扣減關稅被指對華軟弱的壓力，並在對華關稅政策上作出具針對性的轉向，拜登也可能會對中國的經濟政策啟動新的「301調查」，可能會引來更進一步的關稅增加。在特朗普主政期間，其「301調查」主要針對所謂的「強迫技術轉讓」，但拜登的焦點將會更加針對中國的產業政策和補貼。不過，此等調查可能要花費一年時間才能完成。

本周一（7月4日），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鶴曾與美國財長耶倫通話，外界也盛傳拜登與習近平正準備在短期內通話，引起人們對拜登宣布扣減對華關稅的期待。

不過，從壓抑通脹的角度來看，扣減對華關稅的影響其實非常有限。根據美國智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6月發布的分析文章，去除所有對華關稅只會使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減少0.26個百分點；即使將美國本地廠商面對更具競爭力的中國進口商品而下調價格的效果也考慮在內，這對美國通脹也只有大約1個百分點的影響。（美國5月的CPI已達8.6%。）

雖然中國商品佔美國整體進口比例比關稅落實之前有所下降，但不少評估都顯示美國企業負擔了大部分的關稅成本；而在2021年，美國對華貿易逆差更達到了史上高位。由此可見，美國對華關稅本身對於中美貿易的影響非常有限。

從上述拜登當局的各種考慮可見，特朗普時代去除對華貿易逆差的因素已再不在枱面之上。說到底，對華關稅經過這幾年的調整，早已成為了中美貿易的背景條件，其扣減與否主要牽涉美國國內的民生問題和政治爭逐，與中國和中美貿易的關係已極其淺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