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約畸變：馬德里峰會是北約與中國關係的分水嶺

若干年後回顧歷史，我們一定能更清楚地發現，不久前剛結束的北約馬德里峰會，是其與中國關係的分水嶺。

和歷次北約峰會相比，本次馬德里北約峰會的最大不同，第一是邀請了日本、韓國、新西蘭、澳洲等四個亞太國家參加，在戰略上針對中國的態勢格外明顯；第二是把中國鎖定為戰略目標，將中國定義為「系統性挑戰」，峰會通過的戰略文件，至少有11次提及中國，數量上只比北約「最重大和直接威脅」的俄羅斯少了3次，而且所有伴隨中國的表述全是負面。

比如，北約認為中國「尋求控制關鍵技術和工業部門、關鍵基礎設施及戰略材料和供應鏈」，中國「在太空、網絡和海洋領域，致力於顛覆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中國「利用經濟影響力建立戰略依賴關係並增強影響」，中國對歐洲-大西洋「構成安全、利益和價值觀的系統性挑戰」，中國在南海，台灣、香港、新疆等地的做法對北約的安全利益和價值觀構成挑戰等等。

這是北約73年曆史上從未有過的事情，可以視作是北約與中國關係的一次質變。此前，除了南聯盟戰爭期間美國軍機轟炸中國駐貝爾格萊德大使館讓北約與中國產生過歷史恩怨，北約這個遠在天邊的多邊軍事組織和中國基本沒產生過什麼瓜葛，中國人對它的認識多局限於冷戰期間的美蘇對峙，以及冷戰後美歐與俄羅斯之間的地緣安全衝突，絕少有人想到有一天中國會被其定義為「系統性挑戰」。

北約的全稱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NATO），總部位於比利時布魯塞爾，成員包括比利時、冰島、丹麥、德國、法國、荷蘭、加拿大、盧森堡、美國、挪威、葡萄牙、土耳其、西班牙、希臘、意大利、英國、波蘭、匈牙利、捷克、愛沙尼亞、拉脱維亞、立陶宛、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亞、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克羅地亞、黑山、北馬其頓等30個成員國，從其名稱與成員國構成，即可知其與中國的距離。

北約是典型的冷戰產物，成立之初的宗旨是防禦蘇聯及其附屬國，隨着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後，按說「北約」已經失去了存在的意義，但是因為美歐與俄羅斯的歷史恩怨與利益衝突，蘇聯解體後，這個軍事怪物沒有隨冷戰消失，反而調整目標，開始把俄羅斯作為戰略對手，在冷戰結束後不斷東擴，直至引發烏克蘭戰爭。

芬蘭與瑞典加入北約，即可視為其不斷擴張的最新成果，而將中國定義為「系統性挑戰」，並且邀請日本、韓國、新西蘭、澳洲等國參與此次馬德里峰會，則構成了這個組織可能自成立以來在地域與戰略設定中的一次最徹底畸變，意味着這個組織不僅在地理上跨出了「北大西洋」這個傳統概念，在戰略目標設定上也超越了俄羅斯這個傳統對手。

因為北約是一個傳統上以俄羅斯為假想敵的多邊軍事組織，再加上當下正在進行的烏克蘭戰爭確實喚起了歐洲社會對俄羅斯擴張的深度恐懼，馬德里峰會將俄羅斯定義為「最重大和直接威脅」是說得通的，為什麼它要超越地理與傳統地緣安全範疇將中國設定為「系統性挑戰」呢？

答案只有一個，美國。是美國從自身全球利益出發，為維護自身霸權地位，壓制中國崛起，利用在北約的領導地位與在西方世界的影響力，綁架北約從歐洲向亞太延申，將自身面臨的中國挑戰泛化為包括歐洲在內的整個西方所面臨的挑戰的結果。是拜登在戰略層面通過強化盟友體系對付中國挑戰的體現，也可以說是其中國政策的具體成果。

事實上，與中國對抗並不符合歐洲利益，也不符合日本、韓國、新西蘭、澳洲等國利益，過去幾十年的歷史已充分說明，中國和這些地區或國家之間既不存在領導權爭奪，也完全可以超越文化與制度、意識形態的差異，建立起合作共贏的積極關係，在未來更是如此。

但是，因為這些國家戰略自主意識與能力嚴重缺失，一定程度上也拜中國這些年不斷高漲的民族民粹主義浪潮所賜，在美國綁架下，它們終究還是有點迷失方向，在一個錯誤的時點塑造了一個並不存在的錯誤敵人，同時也暴漏了自身的局限。

就像中國駐歐盟使團在回應北約「戰略概念文件」時所說，北約聲稱別國帶來挑戰，事實上恰恰是北約自己在世界各地製造麻煩；北約聲稱自己是防禦性組織、捍衛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卻經常繞過聯合國安理會對主權國家發動戰爭；北約聲稱防區不會突破北大西洋，近年來卻把邊界擴展到亞太，試圖把在歐洲搞集團對抗的套路複製到亞太，這樣的做法，勢必為時代所不容，也必將會遭到歷史性挫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