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罷工潮降臨英國　通脹高企之下加人工合情合理？

近八成鐵路班次被取消的30年未見衝擊，打響了「不滿之夏」（summer of discontent）罷工潮的第一炮。英國全國鐵路、海路與公路運輸工會（RMT）在6月20日、22日和25日動員4萬鐵路工人發起罷工，抗議鐵路網公司（Network Rail）現代化經營計劃帶來的裁員，並要求加薪7%，以應付英國本年底預計高達11%的通脹。

對此，鐵路網公司只還價加薪2%，還想繞過工會直接對員工作遊說。而約翰遜政府現已改變了此前立場，舉出「工資價格螺旋」（wage-price spiral）的旗號，警告工人對加薪的要求有可能會進一步推高民生開支，導致惡性循環。

各行各業罷工料接踵而至

這樣的表態其實與向來民粹的約翰遜政治風格甚為不合。去年10月，約翰遜就曾呼籲企業要以增加工資的方法去解決勞工短缺的問題；到本年1月，在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已按年升至5.5%水平之後，約翰遜還公開否定過英倫銀行行長貝利（Andrew Bailey）對僱員要求加薪應有「節制」的呼籲，指政府不應扮演「制訂薪金或對私人企業的戰略方向和管理給建議」。

勸阻選民爭取加薪，當然是任何政客的顧忌。

然而，根據本周公報的數據，英國到5月的CPI已按年升至9.1%。預估到本年10月，通脹更會升至11%的水平。面對此等數字，約翰遜本月才開始改口警告「工資價格螺旋」的危險。此刻，英國的通脹已達至G7國家中最高，其來年經濟增長預計卻是G20國家中除俄羅斯外最低。「滯脹」一詞頻繁出現在英國經濟的討論當中。

這一個夏天，在民眾關注薪金趕不上通脹之際（本年首季常規薪酬按年實質下降1.2%），更將迎來一波又一波的罷工潮。刑事律師公會（CBA）已通過投票，如果政府不響應其增加法律援助、將律師費用上調15%的訴求，將在6月27日起開始逐步停止受理案件。英國兩大主要教師工會已提出加薪12%的要求，否則不排除通過投票後在本年秋季發動罷工。而醫生、護士等一系列公營部門僱員也正在醞釀罷工。

在失業率依然處於低水平（5月數據為3.8%）之際，私營部門也開始出現重大的加薪壓力。代表勞斯萊斯數千名英國員工的工會本周就否決了資方加薪4%和額外2,000英鎊一次過報酬的提議。

加薪壓力遍及歐美

除了英國之外，歐洲各國也面臨罷工和加薪壓力。當中航空業的情況特別嚴重，比利時、法國、西班牙等國都正在出現新的罷工活動，各國面臨夏日旅遊旺季，卻要被迫削減航班。

而德國最大工會IG Metall亦已建議為金屬和電子業的390萬工人爭取7%至8%的薪金增幅；該國在社民黨政府上台後也將在本年2022年把最低工薪提升25%（與2021年12月比較）。根據本年首季的數字，歐盟國家的整體工資按年增長超過3%，此數雖然低於英美等國，卻比金融海嘯以來的年均1.8%和2000年至2009年的2.5%也來得高。

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國，2022年首季的私營部門薪金平均按年升5%，其不及通脹的事實與極低失業率的現況已催生出新一輪工會成立潮，從亞馬遜到星巴克，不同工會成立的消息不絕於耳。上周在馬利蘭州一家蘋果公司實體店舖的員工就透過投票通過成立了該公司在美國首個零售工會。在大多美國人此刻都傾向認同工會之際，來自工人的加薪壓力無可避免將會上升。

於是，人們就開始關注到「工資價格螺旋」的惡性循環會否出現，在發達國家中重新複製上個世紀70年代的高通脹環境。

對「工資價格螺旋」的憂慮

早在巴比倫時代的《漢摩拉比法典》（Code of Hammurabi），工資與價格已被視為控制通脹的同等工具。此刻由疫情供求失衡、供應鏈問題與俄烏戰爭造成的物價上漲不斷推高民生開支，勞工理所當然會要求加薪，但加薪本身又會推高企業生產和經營的成本，當這些成本轉嫁到消費者身上，這又會反過來推高物價，造成「工資價格螺旋」的惡性循環。

目前，「工資價格螺旋」的多個基本條件已在歐美國家出現。一是低失業率，無論是英國、美國，還是歐盟國家，失業率已跌至數十年，或至少是金融海嘯以來的低位。二是生產力提升追不上工資升幅，美、英、歐元區三方本年首季的生產力按年或按季都錄得跌幅。三是人們的通脹預期高企，英美兩國消費者對於未來12個月的通脹預期都在6%以上（美國數據為2013年來最高），而歐洲央行5月的金融穩定報告亦將本年的通脹預期設於6.8%；雖然各地的長期通脹預期仍低，但短期的通脹預期一年來都呈現出上行趨勢。

低失業率給予勞工更大的議價能力。生產力追不上工資，則讓企業不得不將部分成本轉嫁消費者。而如果對於高通脹預期持續，這將會減少僱員和僱主「暫時忍痛」的意願，增加前者以預期的物價上升（而非已有的物價上升）作爭取加薪標準的趨向，並減少後者暫時承受高成本以持續低價增強競爭力的誘因。

從上文所述的約翰遜態度改變來看，英國政府正擔心「工資價格螺旋」可能出現，因而在宣傳上設法阻止。而歐洲央行也表明正密切關注歐元區的工資動向。美國聯儲局主席鮑威爾（Jerome Powell）6月22日在參議院銀行委員會的聽證上亦稱，「我們想人們有強的工資增長，但到某一點，工資高企會導致企業開始提升價格，最後導致高通脹。」前聯儲局準備委員會成員、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家米什金（Frederic Mishkin）上月更指美國已在「工資價格螺旋」之中。

雖然各界對於「工資價格螺旋」都有一定的憂慮，不過人們對於這個惡性循環的理論基礎以至合時性也有不同的質疑。

今時不同往日？

英國左翼《論壇報》（Tribune）6月16日就刊登評論文章，批評「工資價格螺旋」只是壓低僱員工資的口號，指英國僱員薪酬在金融海嘯以來的十年都沒有實質提升，而今天工會參與度遠不及1970年代，工人叫價能力也不及當年，此刻的工會也只是要求與現有通脹看齊的加薪幅度，從實質價值的角度來看，這並非加薪而是拒絕減薪而已。

《經濟學人》2月亦有文章指出，即使是在各國有工會能取得比同期通脹率為高的名義加薪幅度的1970年代，美國的薪酬升幅只及得上其生產力升幅的一半，指工人依然受「工資價格螺旋」所害。《衛報》亦指出，雖然在1975年英國僱員的薪酬升幅比通脹率為高，但自1976年起，薪酬升幅已重新落後於通脹率。目前，美、英、歐三方的工資升幅也正呈現出落後於通脹的現象。

而且，今天發達國家的勞動市場與過去相比已見巨變。其一是整體工會參與率的大幅下降。美國的工會參與率從1983年的20%左右下降至2021年的10.3%；英國的工會參與率從1995年的32.4%下降至23.1%；連在以工會話事權聞名的德國，其工會參與率也從2000年的24.6%下降至2019年的16.3%。

其二是僱傭合約中使用「生活開支調整」條款的比例亦已大幅減少。根據本年5月國際清算銀行（BIS）發布的一項報告，此比例在歐元區由2008年的24%減至2021年的16%；美國的同類合約比例由1960年代的大約25%升至1970年代後期的大約60%，但到1990年代中期已跌至20%左右。

當工會參與率大減，而僱傭合約又多數不將薪酬與通脹掛鈎，「工資價格螺旋」的背後動力已大大降低。

當然，歷史分析往往不能準確預測經濟現象。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今天，上文提及的數十年未見低失業率和人們持續未止的高通脹預期正正扭轉了本世紀以來的全球低通脹局面。這些新的條件也反過來增加了僱員的叫價能力——英國這個夏天預計即將迎來的各行各業罷工，以至美國的新工會頻生，也證明了這一點。

在上述的國際清算銀行報告中，作者也下了比較謹慎的結論：「到今天，只有有限證據支持大多先進經濟體正進入工資價格螺旋。不過，此等前景比前疫情時期為大，其風險不應被低估。」

從個人的角度出發，在百物騰貴的預期下要求加薪，當然是合情合理。但從整體經濟的角度來看，這卻有可能帶來一個吊詭的局面：薪金追得上通脹對大多數人都有利，但這卻可能對經濟不利，因為這會帶來更嚴重的通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