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派大法官疑策略性退休　美國最高法院難逃政治化厄運

現年83歲的美國最高法院自由派大法官布雷耶（Stephen Breyer）據報決定退休，似乎是要趕在民主黨本年11月或失國會參議院控制權之前，先給予總統拜登一個大法官提名機會，以免步上已故前自由派大法官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年高久病、不幸在特朗普面對大選前不足兩月逝世的後塵。這一種策略性退休的選擇，再次反映出最高法院已進一步捲入兩黨政治之中。

最高法院的法官任命，近年愈來愈發政治化。2016年2月，保守派大法官斯卡利亞（Antonin Scalia）之死，更將美國的司法政治鬥爭推向一個新階段。由於同年11月選舉在即，當時穩操參議院多數的共和黨領袖麥康奈爾（Mitch McConnell），破天荒以選舉為由拒絕接受時任總統奧巴馬提名的大法官人選，連相關聽證也拒絕進行。

法官任命政鬥白熱化

隨着特朗普勝選，共和黨繼續控制參議院，特朗普在2017年就提名了保守立場明確的戈薩奇（Neil Gorsuch）為大法官。雖然其上任只會維持最高法院5比4的保守派多數局面，但民主黨人此刻已認定麥康奈爾在奧巴馬最後一年的參院操作，是奪走了民主黨理該擁有的一次大法官提名權，因而以拉布阻礙其任命。最終，共和黨出動「核選項」取消了大法官任命的參院60席中止拉布制度，正式在規制上將任命變成多數黨的一黨決定，告別兩黨合作的需要。

2018年，卡瓦諾（Brett Kavanaugh）在性侵醜聞之下得共和黨支持取代另一保守派大法官肯尼迪（Anthony Kennedy），以兩黨幾乎全面分裂的票數通過參議院。雖然卡瓦諾的任命無改最高法院兩派比例，卻進一步加深了最高法院的政治化。

最後的一根稻草，也許是出自2020年9日金斯伯格之死。2020年與2016年同屬大選年，而且金斯伯格逝世之時距離選舉更不足兩個月，如果麥康奈爾謹守其選舉年不任命大法官的邏輯，實應將提名權交予11月選後的下任總統。然而，此時大權在手，豈能不用？於是，麥康奈爾就決定迅速通過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的任命，構成了最高法院6比3的保守派絕對多數局面，也使4年任期的特朗普有了第3個大法官任命權，比此前小布殊與奧巴馬各8年任期中所有的還要多。

在民主黨人眼中，這正是麥康奈爾多次漠視參議院慣例而從民主黨手上奪走的第2個最高法院大法官任命機會。

由於戈薩奇、卡瓦諾、巴雷特三人年紀尚輕（前兩者不足60、後者不足50），特朗普任內的3個任命，預計在未來至少20年將讓保守派能穩定把握最高法院多數。其影響近來也愈見明顯：本年內，最高法院就很有可能推翻1973年以來的墮胎權憲法保障，並進一步擴大憲法第二修正案的擁槍權，阻止地方政府要求市民須有特別理由才可隱藏配槍外出。

策略性退休的政治考量

在民主黨眼中的「司法危機」之中，拜登上任以來，不少進步派社會活動者不斷向布雷耶施壓，要求他自願退休，好讓拜登能以自由派法官填補空缺，以免金斯伯格在特朗普任內病患纏身卻堅持至死的「慘劇」再次重演。

雖然布雷耶去年8月曾提及自己不想留任直至離世，卻在9月出書反駁外界對最高法院大法官只是「穿着法袍的政客」的說法，堅稱無論由誰任命，「一位法官自然會以其相信的法律要求為準去裁定案件」，被進步派輿論廣泛批評——《華盛頓郵報》當時就有專文批評他對於最高法院不涉政治的看法是「過於美好」（rosy），又諷刺他以「拒絕離任」聞名於世。

如今，布雷耶剛好趕在中期選舉之前的退休決定，似乎是對他書中法院不涉政治的精神的最佳自我反駁。

正如布雷耶書中所述，沒有強制力的最高法院之所以能正常運作，甚至讓人甘願接受他們所憎惡的判決結果，全賴美國人對其不偏不倚的信任。然而，隨着圍繞大法官任命的政治爭鬥白熱化，美國人對法院的滿意度也創下新低——根據蓋洛普（Gallup）的民調，美國人對最高法院的淨滿意度由2000年的+33%，跌至2021年的-13%，有超過一半人不滿其表現。

布雷耶在其書中將法院政治化的問題歸咎於政客和媒體，而非法官本身。然而，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大法官近來多次以技術原因容許德州明顯違反墮胎權保障的法律繼續生效，惹來自由派大法官在其法律意見中作出嚴厲批評。由於該德州法律以「市民執法」阻止墮胎的方式同樣可以運用在其他憲法權利（包括擁槍權）之上，這更可能打開了各州藉此破壞各種憲法權利的「潘多拉盒子」。

有見及此，不少民主黨人認為法院的政治化已不止於法院門前，因此最高法院的現有體制必須變革。以務實主義聞名的布雷耶，也許是親眼見證了其大法官同儕的「政治」，因此也作出了在中期選舉前退休的疑似政治決定。

民主黨的改革倡議

拜登上任後其實已成立了由各派專家組成的最高法院總統委員會，去研究各種改革的優劣。去年12月，委員會公布了近300頁的報告，列舉了專家們的不同意見。論者普遍認為報告極其複雜，可算是以專業性壓過了改革的政治性，顯示出拜登根本無意花費政治資本去推進民主黨人主張的司法改革。

目前，國會民主黨人手上的改革主張大體而言有兩個。一是以國會立法手段將最高法院大法官人數從現時的9人增至13人，再由拜登盡速任命填補。在目前的情況下，這將會造成7比6的自由派多數，扭轉2016年奧巴馬最後一年任期以來的「不公」。

二是為最高法院法官設下18年的任期，一方面促使法院更容易與時並進，另一方面也使各屆總統的法官任命權分配能更為平均，不似今天般只看法官的年齡和身體狀況。

前者明顯是民主黨的奪權手段。雖然最高法院法官人數史上多有更動，但自從1869年以來，9位大法官已成常數，即使小羅斯福總統曾在1937年推動增加法官人數，最終也失敗告終。民主黨如果真的能成功以此法扭轉大法官的比例，未來共和黨人也必定會如法泡製，使最高法院正式變成兩黨政鬥的新戰場。

後者為大法官設下任期，雖然無法改變法院政治化的現實，卻去除了此政治化的偶然性。如果任期訂於18年，長遠而言，每位4年任期的總統大概將有兩次任命大法官的機會。由於總統和參議院都由選舉產生，此中法官判決的政治性就似乎更有民意授權。同時，類似金斯伯格久病而痛苦留任，或者布雷耶的策略性退休也不會再發生。

不過，此法不能在短期內解決民主黨人眼中的不公，而且由於任期限制沒有追溯力，拜登任命的新法官將受限制，但特朗普任命的年輕法官們卻不受限制，也減弱了民主黨人對此的支持。

也許，在芸芸改革之中，最高法院的自律才是最重要。目前，最高法院法官並無任何行為守規需要遵守；在爭議極大的緊急判決中，他們甚至不必為其決定給予任何解釋（正如上述的德州墮胎權案一般）。在此刻的兩黨對立政治氛圍之中，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羅拔絲（John Roberts）就一直嘗試堅守中道，調和保守派多數所帶來的法律改變。然而，在他的一票並非決定性的背景之下，法院卻愈來愈像已被保守派的政治和價值主張所把持。

最高法院的體制改革，諸如法官任期的設定等，也許是必需的。但要扭轉法院的政治化趨勢，要改變的不一定是制度，而是包圍着整個制度的政治文化，以及行為受着此文化影響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