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對「民主」的認知已開始重構

1991年12月，蘇聯解體。彼時紅星的墜落，也昭示了一個時代的開啟。在隨後的30年裏，美國的政治經濟論述所向披靡——在莫斯科與基甫，新成立的政府們忙着聘用一位位美國學者做政經改革顧問；在北京和上海，美國使領館門口排隊辦理赴美簽證的年輕人，時而會排到數百米乃至幾里開外。一時之間，學者學習與討論的對象都是美式民主與自由。

30年後，2021年12月，全球百餘個政府官員和各跨國、民間組織代表在美國總統的組織下齊聚網絡論壇，憂慮「人權被侵犯」者有之，高喊「民主危機」者有之，批評「美歐等民主強國未能挺身面對專制威脅」者有之，照本宣科者和藉機宣介自身「成績」者亦有之。最後，在拜登「希望」與「協作」的呼聲中，這場規模之大數十年未見的「民主峰會」隨之做結。

然而，當與會者都難以感到振奮之時，場外的全球觀察人士，就更是不留顏面地以一篇篇評論予以了不屑及諷刺。《時代》雜誌點評其「虛偽至極」（Height of Hypocrisy），《外交事務》預料其「可能適得其反」，Politico稱「民主有難，而拜登的論壇於事無補」，《金融時報》稱「美國需要在民主問題上以身作則」，《紐約時報》專欄記者James Traub形容「拜登的野心一再且令人不安地與現實發生衝突」，德國之聲質疑拜登政府在高調表態之餘究竟能為民主帶來怎樣的實際影響？而那些和《經濟學人》一樣，針對論壇受邀者名單質疑該民主峰會「自相矛盾」且「並不民主」者，就更是不計其數。

30年後，我們正在共同見證一個歷史的轉捩點——與其說是「民主」正在「專制」的競爭下越發頹勢，倒不如說，從美國到世界都已意識到美式民主根深蒂固的問題。而拜登舉辦的這次峰會，也在將世界對「民主」的論述帶入另一個賽道，一個中國頗為擅長的賽道。

「現實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言及這次民主峰會，不能不提中國。中國雖然未受邀、未出席，卻儼然是另一個主角。作為被該民主峰會針對的對象，中方一方面以「正面硬剛」的方式發佈《美國民主情況》報告，連帶新華社、CGTN等官媒製作刊佈的一系列英文視頻，批評美國民主淪為金錢政治，無法解決貧富差距、疫情等現實問題的現況。

另一方面，中方也自11月起，由王毅、謝鋒、樂玉成等外交部高官密切表態，稱「民主不應被『標籤化』。如何實現民主，應由各國根據本國國情和民眾的需求，具體加以推進和實踐」；而後又於12月初發佈《中國的民主》白皮書，陳述中國在追求「民主」的道路上，以如何解決民眾問題、如何讓民眾有實際獲得感為準則。

縱觀輿論反應，北京對「中國民主」的宣介並未換來多少外界認可，那份《中國的民主》白皮書更是連中國內地輿論都反應冷淡。這既說明中國政府的外宣策略和方式有待商榷，亦凸顯了中國民主依舊「其修遠兮」的現實。不過，中國對「美國民主」的批評卻與全球輿論交相呼應，《美國民主報告》的內容針針見血，受到廣泛關注。

更重要的是，中方的這些批評，直接刺中了此次民主峰會的核心命題：「民主」與「專制」孰能帶來更好的成果？而當拜登組織的民主峰會空有討論和呼籲，卻沒能就具體問題給出解決的方法，中方的這些宣介卻給出了中國的答案：「現實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倘若「民主」無法為國民提供實質成果，無法解決政經社會問題，那又如何與「專制」相爭？倘若「專制」可以解決民眾問題，可以讓民眾有實際獲得感，並受到國民的擁護，那即便被喚作「專制」，又有何礙？

↓↓↓針對美國邀請羅冠聰出席民主峰會，中國外交部部長助理華春瑩12月9日於Twitter表示，美國何不邀請斯諾登和（1月6日）衝擊美國國會者列席？↓↓↓

世人對「民主」的理解已開始鬆動

在過去的30年間，人們談論「民主」時，多強調其形式，也即言論、新聞、出版、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等自由，以及選舉、參選、監督等權利。多國民主人士的努力便是爭取或保護這些自由與權利，乃至將之視為政治的最主要工作。

可是，如今的現實挑戰，似乎正重新刷新人們對「民主」和政治的理解。

當美式民主在現實政經社會問題面前千瘡百孔、束手無措；當新加坡、泰國等「不夠民主」的國家明顯能夠比剛果、安哥拉等受邀出席峰會的「民主國家」為國民提供更好的生活；當拜登自己說，此次峰會的一大目標便在於「展現民主社會可以比專制社會表現得更好，可以為國民營造更繁榮、更安全的環境，在維護自由和公民權利的同時滿足民生」——人們都在越發意識到「民主需要實踐的檢驗」之重要性，意識到「民主不能空有形式而沒有效率」。

拜登的初心是好的。他和他的國務卿布林肯（Anthony Blinken）等人試圖通過這次峰會振奮人們對美式民主的信心，拉攏志同道合的夥伴，共同面對現實中的很多政經及社會問題，證明「民主比專制更有效」。

但或許正如《外交事務》的評論文章所說，這個嘗試或許適得其反。此次峰會反而讓人們更多地反思民主究竟是什麼，反思效率之於形式的重要性——尤其是當以效率著稱的中國政府頻頻在國際輿論場爭奪「民主話語權」的時候，當越來越多熟知中西的中國公民向世人解釋「中國實現民主的方式比西方更好」的時候。

30年前，世人對民主的認知高度統一。今天，不少國家之國民對民主越發抱有疑惑，不少國家之國民在彷徨中尋找自己的民主前路，還有少數國家之國民則對本國前景的軌跡充滿自信。30年後，世人會否對民主重新形成一套新的認知？無人可斷言。

不過，倘若當下世人越發重視「效率」而非「形式」的趨勢延續，那麼「民主」的前景就不啻值得期待。而30年後觀之，此次拜登舉行的民主峰會，也一定會是歷史上的一個分水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