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拜會|用實力與拜登對話 北京借勢應對華盛頓圍堵

撰文:茅岳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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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三個多小時的視頻會議讓中文世界激起了些波瀾。這場原計劃只用兩個小時的對話竟拖延了近一倍的時間。儘管美方通稿甚為簡略,僅僅展示了三節內容,但外界仍可以從中方內容中發現雙方相對事無鉅細地展示了兩國在外交安全、金融經貿及氣候變化等領域的興趣。

加之中美此後在經濟、媒體等領域立即展示其「共識」,這對於急於「聽其言、觀其行」的觀察家們來說無疑是值得留意的信號。相對於9月10日時習、拜兩人「美方願同中方開展更多坦誠交流和建設性對話,確定雙方可以開展合作的重點和優先領域,避免誤解誤判和意外衝突,推動美中關係重回正軌」的初步態度,而今,這種拓展對話範圍的表現就成為了一種大大的進步。

雖然其意義仍需要長遠判研,但華盛頓展示的謙恭無論比起2021年3月火星迸發的阿拉斯加安克雷奇會晤,還是2018年後的「中美貿易戰」都大有可圈可點之處,以至於此次視頻會晤幾乎可算是一種「階段性節點」。

鬥爭換來平等

就外交領域而言,外界正在不斷發現,中國外交官從2020年11月之後就針對西方尤其是美國、日本等國採取了較為嚴厲的姿態。當然,北京的態度也並非單純的攻擊或瞠目相見。它與中國領導人在2021年中國「兩會」期間談及的「平視外交」有關。

根據這一思路,習近平認為「中國已經可以平視這個世界」,這種思路折射出了北京在近年來從一個貧窮的弱國轉變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後思想的變化:綜合實力的崛起讓中國更加自信,越來越以一種平等的姿態面對西方。

華盛頓方面的發言雖然仍需觀察後效,但總的來說,拜登的講話總還是有點象徵性意義的。(Getty)

中國不再仰歐美大國之鼻息,而是希望平等相待,互相尊重。改革開放初期基於國力而來的韜光養晦的外交戰略也變為「平視外交」。這也讓他開始斥責美國「沒有資格居高臨下同中國說話,中國人不吃這一套」,警示美國干涉中國內政的「老毛病要改一改」。這種僅僅要求平起平坐的態度,業已成為北京對拜登當局鬥爭的關鍵表象。

相比之下,拜登當局作為華盛頓建制派的最大公約數,其在2021年確立後,他在政治與經濟領域上不僅維持着特朗普(Donald Trump)時期的政策慣性,這背後還加上了奧巴馬(Barack Obama)末期對華意識形態的攻擊性色彩。這使得拜登當局從3月開始就展示了自身在政治、經濟領域對北京居高臨下的一面。而政治一側的態度尤為突出。

以2021年3月18日的安克雷奇會晤為起點,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和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Jake Sullivan)與中共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辦公室主任楊潔篪和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的會晤得到了北京「火藥味十足」的批評。在此後的兩個月裏,拜登的氣候特使克里(John Kerry)的兩次中國之行,也發現了「中美關係緊張」影響的不止氣候合作;繞行中國一周的美國常務副國務卿舍曼(Wendy Sherman)也發現華盛頓對現狀沒什麼更多選擇。

從7月開始,北京已經藉舍曼的天津之行,明確強調拜登政府總體上延續了上一屆政府的極端和錯誤對華政策,不斷挑戰中國底線,加大對中國遏制打壓。北京認定美方的對華認知出了問題,把中國視為最主要對手甚至朝敵手方向推進,企圖阻擋和打斷中國的現代化進程。

在美國總統拜登在華盛頓白宮羅斯福廳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進行的虛擬會談,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隨同(右)旁聽。(美聯社)

很快,到8月,隨着布林肯與王毅通電話,強調「美方無意就病毒溯源問題指責任何國家」,美方願就此同中方保持接觸云云,華盛頓此前在「新冠溯源」問題上的敵意也因此有所降低。

到9月,隨着克里的第二次訪華,華盛頓方面還表示了「美方願同中方相互尊重,加強溝通對話」的意願。到11月,布林肯亦在此後傳達了「美方期待在首腦會晤中本着相互尊重的精神與中方分享對雙邊關係的看法,共同向世界發出強有力的信號」的訊息。隨着沙利文和拜登先後表示「不計劃改變中國的體制」,這種簡單的發言正在成為美方直接回應北京發言,確認北京與之平起平坐的初步標誌。

實力證明位置

當然,中國在外交領域讓華盛頓接受其平起平坐現狀並不僅僅依靠外交活動,綜合實力配合下的外交活動才是美國對華態度軟化的關鍵。這種趨勢的起點始於2020年初北京與當時的特朗普當局簽訂第一階段貿易協議。

這份圈定了中國對美2,000億美元採購的協議固然讓一些觀察家認為此舉是中國簽訂城下之盟對美讓步。但考慮到這只是新增美國貨進口,這意味着美國希望通過貿易戰脅迫中國放棄獨立自主的經濟發展模式的戰略目標並沒有實現。這讓北京在此後的中美經濟對峙中具備足夠的主動。

美國當局一度想用打壓中國優勢產業,控制中國產業鏈頂端地位的方式來採取措施。譬如特朗普政府在最後一年間就拿出了徹底封堵中國華為公司的技術研發基礎、威脅字節跳動公司分割「抖音」海外版TikTok的手段。

在奧巴馬還是美國總統時,中美之間的「G2」關係以及北京建議的「新型大國關係」一度成為顯學,但這種氣氛最終未能持久。(美聯社)

到了拜登時期,民主黨身後的企業和財團們仍熱衷於中美之間的共同產業基礎,如半導體、微電子、發動機等。特朗普時代的打壓政策因此換了矛頭,但其對準中國高端產品的思路同樣有增無減。其目標很快就轉移到新冠疫情下的最大宗國際商品,即新冠疫苗上。從2021年4月開始,美國一直質疑「中國疫苗的有效性、效率和及時性」,在2021年5、6月間,美國媒體還為泰國、馬來西亞等國質疑中國疫苗的風潮推波助瀾。與此同時,華盛頓還加大力氣,大搞其針對中國疫苗的「疫苗外交」。

但是,但隨着美國疫情乃至全球疫情的爆發,華盛頓不能像此前一樣大舉向外輸出。已向國際社會輸出至少7.5億劑,且得到世界衛生組織認可的各型中國疫苗就成為美國不得不被動正視、被動認可進而被動合作並最終轉向正視的角色。它意味着美國對於中國高端產業的打壓並不順利。更要面對中國在相關產業的優位。

同理,拜登也不能擺脱特朗普時期中美貿易戰帶來的慣性,在新冠疫情限制美國對華輸出產品,美國亦在下半年逐漸呈現供應鏈危機後,特朗普時期加徵、當下仍未得到緩解的中國輸美關稅問題正在使之雪上加霜。加之新冠疫情以來,以越南為首的供應鏈脆弱性凸顯,間接放大了美國供應鏈體系的不穩定性。資料顯示,2021年下半年以來,東南亞製造業受變異病毒衝擊出現萎縮,到第三季度東盟國家製造業PMI(採購經理人指數)的平均水平為46.3,是2020年2季度以後的最低水平,市場的現狀也讓拜登當局需要直面現實。

美國前國務卿舒爾茨(George Shultz)和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已經呼籲「中美必須找到打交道的方式」。這種內部的聲音似乎也成為了拜登當局嘗試轉寰的依據。事已至此,留給拜登的選擇可能也就有限:還不如回歸初心,穩妥發展兩國關係。或許也正是因為北京越來越難以忽視的現狀,才讓華盛頓最終捏着鼻子接受了與中國平起平坐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