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大選｜借「疫情紅利」提前選舉　杜魯多或打回原形

9月20日，加拿大即將舉行疫情之下的提前大選。相較於其「南方鄰國」，加拿大抗疫表現突出，無論是按人口比例計算的累計確診人數、死亡人數，還是完成疫苗接種的比率，都遠佳於身陷兩極化意識形態之爭的美國。因此，在8月中，困於少數派政府的加拿大總理杜魯多（Justin Trudeau）就決定提早兩年大選，希望以借抗疫成功一舉奪得國會多數，重演其父1974年提前大選重奪多數的戲碼。然而，一個月後的今天，小杜魯多若能維持現有議席，已幾可稱慶。

在杜魯多宣布提前大選之前，其自由黨的民望一直高企在三成半到四成的位置，時有領先對手保守黨超過10個百分點的情況出現。而保守黨在2020年初經歷三輪投票篩選才當選黨魁的奧圖爾（Erin O'Toole）在總理民調上一直大幅落後杜魯多，8月初更有報導指出保守黨內分裂成風，甚至有人希望奧圖爾在下次選舉失敗。

爭奪國會多數的賭局

眼見形勢如此，杜魯多就打着疫後未來決定權須民意支持的旗號去提前大選，強調政府此刻的決策將影響加拿大未來幾十年的去向，指此為「關鍵時刻」、「可能是1945年來最重要（的選舉）」。不過，明眼人一看便知，這只是杜魯多借勢重奪國會多數的賭局。當時，奧圖爾就坦白聲明，在加拿大面對第四波疫情期間，「我們不應該為政治遊戲或政治利益而冒險」——幾個星期以來，這似乎說服了不少選民，而提前大選這個決定本身也成為了奧圖爾攻擊杜魯多的主要論點。

目前，自由黨的民望已穩定地回落至2019年大選結果的水平，自8月底以來處於與保守黨相約的水平，皆在稍高於30%的水平，前者卻持續落後於後者一兩個百分點。由於加拿大單議席單票制的地區劃分，自由黨仍然有望以較低的全國得票維持其國會第一大黨地位，不過根據加拿大廣播公司（CBC）的預測，其一黨奪得多數的或然率只得十數個百分點。最有可能的情況就是經過一個多月的選戰之後，一切又再打回原形。

杜魯多之所以很可能「下錯注」，有好幾個原因。首先，雖然自由黨屬少數派政府，施政必須他黨支持，可是杜魯多的施政方向幾乎沒有受到此政治現實所限。例如加拿大達國內生產總值（GDP）近20%的抗疫救濟開支、包括每日10加幣託兒補助的來年預算、2050年溫室氣體淨零排放目標等等都獲得其他政黨支持，因而順利通過。

因此，自由黨心中的加拿大未來其實並沒有受到阻礙。此刻不顧疫情而打着加拿大未來走向的旗號來提前大選，就大大突顯了杜魯多的爭權私心——事實上，在提前大選決定公布之前，有民調就顯示高達65%人反對選舉。

「進步保守派」的回歸

而在選局開場後，個人魁力遠遠不及杜魯多的保守黨奧圖爾，卻此料不及地成功將保守黨推向民意中線，大大增強了其在溫哥華、多倫多市郊選區這些決勝地段的競爭力。雖然在黨魁選舉當中，奧圖爾以自己才是「根正苗藍」保守派的宣傳取勝，但其後奧圖爾就馬上轉向，重拾起1993年前所謂「紅色托利（Red Tories）」的進步保守派（Progressive Conservative）路線，向文化和身份多元的選民、環保人士、工會等各個界別招手。

奧圖爾告別了以往諸如「反野蠻文化習慣」等等的右翼文化戰爭；不再反對女性墮胎權；放棄取消攻擊性槍械禁令的主張；認為吸毒是健康問題而非刑罪問題，緩減保守黨強硬執法的形象；主張要立法規定僱員代表在公司董事局的席位；支持杜魯多政府高達每周500加幣的遭解僱人士救濟措施，並聲言會只在未來10年用長時間去逐步減除赤字；又支持曾被保守派標籤為「稅務掠奪」（tax grab）的碳排放定價（雖然其每噸50加幣的主張遠低於杜魯多的170加幣）。

此等轉向改變了前總理哈珀（Stephen Harper）及前黨魁熙爾（Andrew Scheer）的極端保守主義，使保守黨重新變成溫和中間選民的可選對象。

明星光環暗淡的杜魯多

另一方面，自由黨選情不如理想，其中一大原因是杜魯多本人的明星光環不再。這一部份是其執政6年的包袱問題。

本來無意繼承父業的杜魯多2008年加入議會一直無甚成績，到2012年才靠着與保守黨議員的一場慈善拳擊比賽嶄露頭角，繼而人氣大盛。這一早就決定自由黨與杜魯多的政治前景更多的是一場公關遊戲，而不是政治遊戲——這場遊戲的第一局以杜魯爾2015年帶領自由黨由36席提升至184席、越過國會170席半數門檻執政為結果。

其後，杜魯多的進步形象、俊朗外表、與奧巴馬的緊密關係、歡迎移民政策等等，更在特朗普時代將加拿大提升至「北美進步派天堂」的地位，而當中，杜魯多就是其招牌，獲美國主導的英語媒體大肆宣揚。特朗普當選後，加拿大移民局網站停擺更成為一時佳話。

然而，6年之後，加拿大民眾對杜魯多的公關已感厭倦，特別是他對自己個人形象的過度注重，例如其預先營造的「即席解說量子計算」戲碼、各種小心計算得來的擺拍機會等等。

同時，他本人的進步、清新形象也因其執政期間的各種醜聞或醜事而幾乎盡數消散。2019年，杜魯多被揭向首位原住民裔司法部長王州迪（Jody Wilson-Raybould）施壓，以圖影響當局對魁北克一間建造業企業的刑事控訴，甚至將王州迪調職，只為求保住關鍵選區的就業職位。同年大選之前，他又被揭發至少三度劃上黑臉或啡臉，與其前一年訪問印度時穿上印度服飾的文化挪用（cultural appropriation）遙相呼應，被視為自由黨同年失掉多數的一大原因。其後，在疫情之中，他的家屬也被指從受政府資助的慈善團體中收受利益。

如此種種，令到杜魯多形象一落千丈，當時靠着其與特朗普對比而得的進步派光環不再，更讓人懷疑杜魯多只為所謂的「勞倫斯共識」（Laurentian consensus）圈子服務——勞倫斯共識得名自聖勞倫斯河（Saint Lawrence River），意指沿大湖區到太西洋的一系列加拿大大城，諸如多倫多、渥太華、蒙特利爾等，專指這些核心地帶的政治、商業、知識份子所構成的精英階級。

地緣權分與意識形態的夾擊

另一個影響今日選情的宏觀因素，更在於加拿大政治氣候的長期轉變，特別是根據地緣分佈和意識形態所造成的政黨分裂。一方面，這是1993年大選後遺留的結果。當時因魁北克地位爭議而產生出的魁人政團（Bloc québécois）成為了魁北克地區的主要政黨；而從傳統右翼進步保守黨分裂出來的改革黨，也成為了加拿大西部的主要地區勢力，雖然此黨在2003年與進步保守黨復合而成為今天的加拿大保守黨，但西部保守勢力已定。此等轉變使自由黨大體失掉了在魁北克的優勢，也使其在加拿大西部更加無望獲得一些立足之地。

另一方面，立場比自由黨更左的新民主黨，也給予了對杜魯多失望的選民另一個進步派選擇。根據部份民調，極懂得利用TikTok等新媒體作宣傳的新民主黨黨魁辛格（Jagmeet Singh）是最受民眾歡迎的政客。其實在2015年杜魯多帶領自由黨大勝之前，新民主黨就曾將自由黨打成第三大黨，在國會只餘34席。雖然在這次選舉中，歷史預計不會重演，不過歷史上發生過的事情總有再發生的可能。

雖然如今在保守黨之右，也有反封城、反疫苗強制令的人民黨，走特朗普路線，可是其對保守黨的潛在威脅尚遠遠及不上新民主黨對自由黨的威脅，而奧圖爾為保住右翼支持，在疫苗問題上也換上了「支持疫苗接種，卻不支持強制疫苗接種」的主張，正中右翼民選心中的（不打疫苗）自由的主題。

繼2019年失掉多數之後，此次杜魯多乘疫情紅利再賭一局仍然未能明顯收復失地，無論20日大選後結果是成是敗，其實也證明了杜魯多麾下的自由黨主政並沒有在地理上或意識形態上重建好自由黨的支持核心，其成功只來自對手之弱，以及杜魯多的明星效應等外在或偶然因素。如今，明星效應不再、現實政治回歸、保守黨重回中線、新自由黨威脅更盛，自由黨實該考慮一個沒有杜魯多的自由黨該如何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