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爭之世　外交豈能只是請客吃飯？｜漫談國際

戰狼外交，這興許是中國外交近年來在國際輿論場上最大的爭議點。從最初被西方諷刺性地貼上此標籤，至中方起初被動的辯駁，再到外交部發言人「就做『戰狼』又何妨」之表態，乃至內地國民的積極響應。
中國外交的風格，似乎已經完成一次徹底的轉變，變得更硬氣，更受國民支持，更受爭議。

前段時間，東盟某國的一位高級外交官向筆者傳遞了一些他對中國外交風格變化的觀感。

作為一名擁有近30年資歷的外交官，他除了在母國任職以外，也相繼在中美兩國派駐多年，與各國官員往來甚密。他說，能否通過友善交談拉近距離、增進了解、促進合作，是外交官的基礎功課，各國外交官員也多是以長袖善舞的和善方式，建立或鞏固與他國的外交關係。

可是，他認為中國外交官近年來卻風格大變，變得越發咄咄逼人，以至於一些曾經相熟的中國外交官，如今都有頗大距離感，中國外交形象也隨之驟降，乃至在一定程度上造就當下中國越發嚴峻的國際關係挑戰。

戰狼外交反噬？

這位外交官的看法具有一定代表性——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早在2020年底的一份報告結果便顯示，在歐洲、北美和東亞的14個受調查國家中，大多數國家對中國持負面看法，而對中國看法惡化的部分原因，就是因為中國擁抱「戰狼外交」。

該外交官的觀感和民調之餘，美國外交官似乎也得出同樣的觀察與總結。2021年5月31日，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會議上表示，要在國際社會塑造「可信、可愛、可親、可敬的中國形象」，說話要把握好語調，「謙遜謙和」，這樣才有助於把握國際話語權。這番表態立刻在美國政界引起討論：習近平是否在批評戰狼外交？

美國國會議員博切特（Rep. Tim Burchett, R-TN）6月7日在一場有關討論美國2022財政年度國務院預算的聽證會上，向出席作證的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hony Blinken）提問，「習主席最近要求他的手下着重塑造『可信的，可愛的』，還有『可敬的』中國形象。這是否標誌了中共戰狼外交的結束？為什麼他要這麼突然地改變戰術？」

對此布林肯回復道，中國可能意識到「戰狼外交」正對中國國際形象造成反噬，「有一種可能性，也即中國或許也已得出結論，認為軟實力也相當重要」，「他們在世界各地的交涉方式，正使愈來愈多人與他們疏遠，而非被他們吸引。因此，這可能是顯示承認到這一點」。

拜登政府正籌備和習近平的會晤。盤點拜登和習近平的交往瞬間：

主導拜登政府亞洲政策的白宮國安會印太協調員坎貝爾（Kurt Campbell）6月8日在華府智庫「新美國安全中心（CANS）」的一場活動上稱：「在過去一兩年裏，給中國製造最多麻煩的國家不是美國，而是中國」，中國更為果決（assertive）的外交政策受到全球反彈，這是中國咎由自取。坎貝爾也認為中國外交官們明白這一點，只不過中國外交體系的共識未必上達中國領導層最核心圈。

布林肯與坎貝爾的這些評價，一再透露他們對中共的誤判，對此我與我的同事已在過往文章中多次提及，於此不復贅言。反而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布林肯、坎貝爾，還是那位東盟外交官，都認為「戰狼外交」是不好的，認為中國外交應該回到十年前那種溫和的風格——然而，圍繞「中國外交應該如何」這個問題，他們三人的評估顯然與北京相左。

普京的感觸

其實，俄羅斯總統普京8月22日針對俄羅斯外交風格的一段話，可以為各界對「戰狼外交」的疑惑提供一些答案。

據塔斯社報道，普京在與統一俄羅斯黨代表召開的一次會議上說，一段時間以前，俄羅斯外交部門願意做出很多妥協，甚至枉顧國家利益，而這只是為了讓他們在外交官同行面前看起來更友好。但現在情況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今日情況完全不同，「今天，我們的外交部門採取了非常積極的、進攻性的立場，我們外交領域的巨大專業潛力正在發揮，（外交官們）非常務實地為國家利益而工作。外交工作不再只限於在裝潢精美的密室里會談，而是與其他參與會談的國家代表，就國家利益進行鬥爭」。隨後普京調侃道，「有時我甚至不得不提醒拉夫羅夫：你不是國防部長，而是外交部長」。

是啊，外交工作究竟是什麼？其目的又應是什麼？俄羅斯近年來的變化，不僅限於外交，而是發生在整個國家戰略層面。莫斯科面對歐洲、美國、中國、中東的態度，都在發生顯著變化。

因應中東亂局和美國的戰略收縮，俄羅斯以敘利亞內戰為抓手，強勢切入，鞏固了以伊朗、敘利亞及俄羅斯為連理的「什葉之弧」；因應全球政經局勢的混亂和中國的穩定崛起，俄羅斯一再鞏固其「向東轉」的政策，同北京建立了「有史以來最好的中俄關係」；因應北約的一再東擴、美歐對東歐反俄勢力的一再支持、以及美國對俄羅斯持續數十年不改的遏制與敵意，俄羅斯採取了針鋒相對的對壘姿態。

畢竟，無論是蘇聯時期的冷戰對峙，還是葉利欽時代與美國總統勾肩搭背的「友好外交」，如果兩者都無法改變美國與俄羅斯對抗的外交立場，那又何必顧忌？不如全力相搏，為國民、企業和國家捍衛所有利益。

如今中美之間，又何嘗不是若此？

外交工作不再只限於在裝潢精美的密室里會談，而是與其他參與會談的國家代表就國家利益進行鬥爭。

「就做『戰狼』又何妨？」

美國特朗普時期的「美國優先」對全球政經軍事穩定帶來嚴重損害，影響到中國的發展機遇期；而貿易戰、科技戰、輿論戰和意識形態戰，更是直接暴露了對中國的遏制意圖——中國從起初對特朗普展現善意，到後來一再釋放「打，隨時奉陪；談，大門敞開」的立場，再到後來「來而不往非禮也」般的全面轉守為攻，中國的外交作風也是因應時勢的變化而轉硬。

拜登政府上任後，意識到特朗普政府的錯誤，做出了一定更改，但整體上拜登政府還是無法偏離「遏制中國」的思路，只是採取了民主黨政府老套的「盟友外交」和意識形態論戰等做法。

這既是因為美國黨同伐異的政治亂象和嚴重分裂的社會現況，以至於拜登政府不得不考慮國內輿情，向一些極端或強硬的政策妥協，甚至選擇性向右翼主張的脫鈎策略靠攏；也是因為美國永遠需要一個外部敵人，從而釋放國內壓力；更是因為中國所代表的以人民為本、反霸權、合作共贏的方式，從根本上威脅了美國以資本為本、以軍事實力鞏固金融霸權、壟斷規則制定權的方式。

是以，「中共外宣」、「戰狼外交」也好，「領土擴張」、「經貿霸凌」也罷，乃至是「侵犯人權」、「侵蝕民主」，又或是「四方對話（Quad）」、「五眼聯盟」、「民主國家大會」等等，都是為了那尚未成型的所謂「反華大合唱」。

有鑒於此，中國也在延續強硬的對美政策。而當美國逼迫第三國「歸隊」，中國也正相應地向第三國施加壓力，令他國認知到遷就美國損害中國利益的後果，迫使他國保持中立態度，避免他國誤以為「忤逆美國沒有好下場，得罪中國則沒有代價」。

其實，早在2020年12月10日，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便已經對中國外交風格變化的原因做出解釋：「咄咄逼人從來不是中國的外交傳統，但是卑躬屈膝也不是中國人的氣節。為了維護中國的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就做『戰狼』又何妨？」

外交的目的是什麼？

是以，還是那前文提及的最根本的問題，「外交工作的目的究竟是什麼」——外交最重要的目的，必然是保障國家利益不受侵害，因應國際形勢和國家發展趨勢而營造有利的機遇期。

是以，當外部環境符合國家發展需求，外交官們自是可以「在裝潢精美的密室里會談」，迎來送往，以和善姿態廣結良緣。而當外部環境越發險峻，當外部角色直接參與到對國家的遏制、顛覆、污衊，令國民被拘押、毆打，企業被制裁、污衊，國家被分裂、掠奪——外交官此時再不「與其他國家就國家利益進行鬥爭」，就與賣國無異了。

咄咄逼人從來不是中國的外交傳統，但是卑躬屈膝也不是中國人的氣節。為了維護中國的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就做『戰狼』又何妨？

由美國獨斷世界，順其者昌逆其者亡的時代已經結束，時值大爭之世。大爭之世，又豈容得外交僅是「請客吃飯」？

當然，凡事都須持中，需掌握尺度。這應該也才是習近平5月31日該言論的蘊意：能否辯證地看待中美關係？既對兩國關係消極的一面予以駁斥，乃至主動出擊，也對其積極的一面留以餘地，予以鼓勵。能否在為保國家利益向第三國施壓，令其從「站隊」走向「中立」的同時，也不要過猶不及，反將其推向敵對？能否在與外國官員及媒體交流的過程中，就不同的議題給出不同的答復，針對惡意質疑予以嚴厲駁斥，針對誤會誤解予以和善澄清？

一定程度上，這也就是「第五個現代化」，也即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目標具化於中國外交體系時的要求。這些要求是嚴格、嚴苛，甚至是「雙標」的，世上沒有哪國外交官需要面臨這樣的要求，但中國向來講究「嚴以律己、寬以待人」。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時處關鍵發展機遇期的中國，也需要這一代中國外交官擔負這些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