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島不同命 海地為何與多米尼加命途迥異？｜地理看世界
8月14日，海地爆發黎克特制7.2級大地震，使這個總統剛遇刺不久、疫情肆虐、疫苗接種率不到0.2%的窮國陷入新的混亂。「我們真是太不幸了，總是不斷在出錯」41歲的當地裁縫Dorméus感歎道。的確，「不幸」似乎已經成了海地的代名詞，就拿本世紀來說，該國已遭遇過三次死傷慘重的颶風季以及兩次大地震，可以說上次災後重建尚未完成，新的災難已經殺到。
而當海地人民在接連不斷的天災中痛苦掙扎時，與其同處於伊斯帕尼奧拉島（Hipaniola）的多米尼加民眾生活卻愜意得多。該國疫前人均GDP已達到8,000美元，為海地的6.5倍，疫情也因逾五成疫苗接種率而受控，此次地震也影響甚微。為何兩國同處一島，境況卻有天壤之別？
多米尼加地理條件更優渥
海地與多米尼加如今的差異，雖然大抵歸結於兩國殖民遭遇迥異以及其後關鍵執政者的能力不同，但地理也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無論是從地形、降水、耕地，還是地底板塊，多米尼加條件都比海地優渥，這些因素在幾個關鍵節點影響了兩國的命運。
從地形來看的話，伊斯帕尼奧拉島主要由東西走向的三大山脈、長谷和平原交替組成。其中位於島西、面積佔全島三分之一的海地尤為山多，全境四分之三都是山地，平原只是間或散落其間，事實上，「海地」的印第安語原意就是「多山的國家」。這種地形限制了海地的農田面積與城市規模，例如夾在南部山脈和中央高地之間的第一大城市太子港，就因地形所縛難以擴張，棚戶區密密麻麻堆疊，一旦遭遇自然災害就死傷枕藉，2010年大地震即是如此，而平原農地面積有限則導致農民需在山上毀林開荒，為此後的生態危機埋下隱患。
多米尼加所處的島東一側雖然同樣山多，但平原面積更成規模，有廣闊的北部河谷和南部沿海平原，同時受益於更充足的降水，土地也更肥沃。這是因為全島降雨由東而來，而中央山脈阻礙了水汽向西落入海地，該國年均降雨量比多米尼加少上近兩成。此外，多米尼加的海岸線多為開闊平原，適合發展港口或旅遊景點，而海地一側的海岸線則多為高山，開發難度較大。因此，多米尼加天然在發展農業、商業、旅遊業上佔據優勢。
另一重要區別則來自地下板塊。伊斯帕尼奧拉島位於加勒比板塊北緣，島下有兩個地震帶，分別為主要穿過多明尼加北部的「北方斷層」（Septentrional Fault），和主要穿越海地南部、跨越太子港的「恩里基洛-芭蕉園」（Enriquillo-Plaintain Garden Fault）斷層。
據美國地質調查局數據，前者大約每300年破裂一次，後者更為活躍，在18世紀活躍期內就爆發了四次黎克特制6.6級以上強地震。在2010年後者斷層走滑引發海地大地震時，美國就預測該斷層會進入新的活躍期，眼下短短11年同一斷層再次發生大地震就是印證。不過海地雖然更易受災，地震學家霍夫（Susan Hough）也指出，不幸中的萬幸是，海地底下斷層是向西破裂，這會使震中更遠離東南人口稠密的太子港，此次地震就因此死傷情況遠不及11年前嚴重。
當然，兩國地理也有相同之處，包括同屬加勒比海颶風帶，易遭颶風侵襲。因氣候變暖而加強的「厄爾尼諾和拉尼娜」現象也使洪水和乾旱更為頻繁。
不同殖民經歷影響的道路
那麼，這些地理特質上的不同，又是如何在歷史進程中具體影響了兩國走向呢？首先，它導致兩地被不同殖民者主宰，而這正是命運分叉的起點。
本來，伊斯帕尼奧拉島是西班牙15世紀末征服的第一個殖民地。西班牙在此挖掘黃金和種植甘蔗，建起殖民統治和城市規劃的模版，現為多米尼加首都的聖多明各正是新大陸上的第一個殖民城市——這是因為其位於交通便利的南部沿海平原，而且附近的奧薩馬河口就有金礦。但很快地，西班牙將注意力投向更為富庶的廣袤美洲大陸，該島被逐漸冷落，多國海盜在此流竄，西班牙只能將島上力量集中在聖多明各一帶。
到了17世紀其他歐洲國家紛紛擴張之時，無王管的伊斯帕尼奧拉島西側三分之一面積迅速落入法國手中，並在1679年被正式割讓給法國。當時財力雄厚、急欲大展拳腳的法國迅速改變了西班牙的「無為而治」，從非洲運來大量奴隸種植甘蔗和可可豆，建立起高度壓迫性的種植園經濟，使該地成為法國最賺錢的殖民地，巔峰時期每年可生產商品價值1.5至1.7億里弗爾（法國當時貨幣，1盎司純金相當於92里弗爾）。到了18世紀末海地奴隸因不堪壓迫起義之前，法國殖民的一側已有70萬奴隸，而西班牙殖民的一側只有3萬奴隸。
不同的殖民經歷完全改寫了兩地政經文化格局。例如，法國大量引進的非洲奴隸使海地一側以黑人為主導，巫毒教為民間主要信仰，說的是西非母語和法語混合的海地克里奧語（Haiti Creole）。同時悲慘的奴隸經歷使海地人對西方殖民者深惡痛絕，並對分田到戶有強烈渴望。這決定了海地在1804年正式獨立後大肆屠殺驅趕白人、土地改革使大種植園經濟轉為小農經濟後產量暴跌、被西方封鎖排斥、被失去一大財源的法國強行收取巨額債務的命運。另外，小部分與白人通婚的混血兒因獨立後佔據政經優勢，也與廣大窮苦黑人存在矛盾。
而多米尼加一側由於奴隸規模小得多，居民多為非歐混血，說的是西班牙語，受西方宗教文化影響更強，與西方關係也更好，也對海地獨立後統一全島的軍事行動百般抵制。當多米尼加1844年趁海地政局不穩從其逾廿載統治中解放出來後（巧合的是，1842年海地大地震的嚴重傷亡動搖了時任總統統治），該國就迅速尋求西班牙保護傘，還有總統希望整國併入美國。
森林決定的命運
獨立初期情況迥異就註定兩國走向不同道路。儘管在整個19世紀，兩國政治同樣混亂，但海地一側因法國加諸的沉重債務負擔（直到1947年才還清），在公共服務上無錢支出，小農經濟也只能自給自足，其最初相對於多米尼加的經濟優勢逐漸消失；與外國往來更多的多米尼加則在西方資本支持下，蔗糖和可可豆種植迅速發展。進入20世紀，兩國都出現了長期掌權的政治強人，發展之路也出現顯著分叉，其中一大關鍵分歧就是環保政策。
其中，多米尼加上世紀兩個最重要的政治人物，分別為30年起實質掌權31年的特魯希略（Rafael Trujillo）、間斷掌權22年至上世紀末的巴拉格爾（Joaquín Balaguer），都對該國生態做出巨大貢獻。
雖然兩人出發點完全不同，前者多為經濟利益考慮，由於科學家評估全國森林具4,000萬美元商業潛力估算在當時是天文數字，因此將多處林場納入自己名下，實行嚴格砍伐規劃，確保森林生生不息、財富源源不斷，扭轉了發展蔗糖經濟時毀林開荒的趨勢。後者則為堅定的環保主義者，出動軍隊禁止非法伐木、進口天然氣以防止民眾用柴燒火、建立多個自然保護區、又向污染嚴重的礦產公司收取重稅。而在多米尼加廣泛活躍的西方環保組織，也做出了良多貢獻。
這一環保政策的巨大利益必須要與海地對比才能凸顯。在多米尼加兩大政治強人護林之際，在海地，從50年代末至80年代末持續掌權的杜瓦利埃父子（François Duvalier及Jean-Claude Duvalier兩人），鮮少關注環境，而是被歷史問題所困，也即對西方殖民者的憤恨。這種情緒在美國1915年至1934年佔領海地後尤為強烈，激發了親西方混血精英和黑人大眾之間的長久矛盾。主張黑人精神運動、信奉巫毒教的杜瓦利埃也正是靠此贏得大選。杜瓦利埃執政期間自封首席巫毒祭司，稱美國的甘迺迪總統遇刺是其施法所致，在全國組織起秘密警察網絡抓捕批評者，如此高壓而迷信的統治逼走了大批精英，經濟也一直舉步維艱。
在這種情況下，海地自然無暇顧及環保。此前提過，海地平原耕地面積和土地肥沃程度本就不及多米尼加，同時人口基數也更大。隨着人口不斷增長，該國只能不斷毀林開荒以增加耕地，且執政者也短視地大肆出口木材牟利。長此以往，海地的森林覆蓋面積從上世紀20年代的60%降低到如今不足1%，成為全球最荒蕪的國家之一。由此造成的水土流失問題又使土壤肥力下降，形成惡性循環。
更糟糕的是，對於每年都面對颶風季的海地來說，光禿禿的山坡使洪水和泥石流危害大增。再加上氣候變化使天災愈發頻繁，海地收成更具不確定性，五成農業人口生存愈發困難。另外，預計到2030年，全球主食價格預計因氣候變化減產而上漲120%至180%，屆時八成大米都依賴進口的海地情況將更加艱難。
而在多米尼加，如今森林覆蓋率保持在四成，土壤依舊肥沃，農業產值穩定。自然保護區的秀麗風光也是旅遊業招牌，旅遊業佔GDP貢獻高達17%（2019年數據）。而且對城市人口比例較高、建築質量更好、森林防泥石流效果顯著的該國來說，颱風和地震等自然災害的殺傷力也就明顯更小。
對生態系統較為單一、容易遭受天災的海島國家來說，森林維持生態穩定的作用是巨大的。像是海地，土壤已經退化到難以重新造林的地步，其農業發展的前途實在暗淡，而無法通過農業完成原始積累，工業發展也無從談及，被破壞的生態也使旅遊業難以發展，該國只能在天災人禍中不斷沉淪。對比郁郁蔥蔥的多米尼加，不得不感歎一句，環境影響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