橫掃阿富汗勢如破竹　塔利班核心挑戰在內不在外

8月15日，隨着喀布爾的和平交接，塔利班已在事實上取代加尼當局成為阿富汗「新掌門」。自8月3日攻下首座省會開始，塔利班在不到半月時間裏就席捲阿富汗全國，這種勢如破竹的飛速進展已然令國際輿論瞠目結舌。

但在亂局塵埃落定之際，對於再次登上執政舞台的塔利班來說，有關如何在滿目瘡痍的阿富汗「焦土」之上重建復興的挑戰將接踵而至。這一點塔利班領導層也並不諱言，「我們取得了意料之外的勝利，但考驗時刻才剛剛開始。如何有效治理國家、解決阿富汗人民面臨的實際問題，滿足他們的願望才是我們真正的挑戰」。·

8月16日凌晨，塔利班最高政治領袖巴拉達爾（ Abdul Ghani Baradar）在完成與加尼（Ashraf Ghani）當局的權力交接之後發表視頻講話，言辭中對塔利班此前攻城略地的「豐碩戰果」一筆帶過，將重點放在了對未來挑戰的闡述上。一張一弛之間，給塔利班領導層打「預防針」的意味再明顯不過了。

在巴拉達爾祭出「警世良藥」的同時，塔利班為正式執政所做的籌備工作正在緊鑼密鼓地展開。

8月15日，就在權力交接談判的當天，塔利班政治辦公室發言人納伊姆（Mohammad Naeem）在接受半島電台專訪時表示，塔利班將向所有人保證，不會有任何外交機構成為襲擊目標，同時將為外國公民和外交使團提供安全保障。對內，納伊姆也表現出了最大限度的誠意稱塔利班準備與所有阿富汗人對話，並將向他們提供必要的保護。

不過，塔利班的「躊躇滿志」仍然無法掩蓋執政以後即將面臨的挑戰之嚴峻。進一步地說，如果不能對以下有關內部治理層面的挑戰做出有效回應，塔利班再度失去政權也並非不可想象。

族群分隔之痛

首先，阿富汗國內微妙的民族結構對任何一支試圖構建全國性政權的力量來說都是某種「先天不友好」的存在。作為主體民族的普什圖人佔人口比例的40%-45%，雖排名第一，但體量並未佔據絕對優勢。塔吉克人、哈扎拉人與烏茲別克人加起來也達到了30%。

而塔利班究其族群屬性來說，是以普什圖人為基礎，同時帶有明顯普什圖民族主義色彩的政治力量，這種鮮明的「普什圖」成色也構成了塔利班在其首度執政期間（1996-2001年）與以「少民軍閥」為代表的北方聯盟之間難以化解的矛盾死結。

如今，經過20年「在野沉澱」的塔利班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族群分隔，顯著降低了普什圖成色——比如在軍事主官選拔上打破族裔界限，大力擢升包括來自塔吉克、烏茲別克以及哈扎拉背景的成員。但在政治層面的族裔融合僅處於起步階段，任重而道遠。

進退兩難的原教旨主義

其次，塔利班執政後如何處理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將是其無法迴避的重大課題。此一意識形態是塔利班在20餘年的「鄉村游擊戰」中保持內部凝聚力的精神核心所在，也是其組織合法性的重要來源。

同時，這一「極端保守」的意識形態因塔利班在首輪執政周期中的「亮眼表現」引起了外界輿論的廣泛疑慮。因此，塔利班再度執政後如何在維繫伊斯蘭意識形態合法性與向外界展示温和開放的形象之間找到平衡就成為重中之重。

但在現實環境的嚴苛約束下，塔利班要實現上述「平衡」重任並非易事。就其組織內部而言，自2015年因強人領袖老奧馬爾（Mohammed Omar）之死而導致的內部派系分隔明面化以來，以前線軍事主官為代表的強硬派與後方政治領導人為代表的温和派之間的矛盾就成為塔利班的「切膚之痛」。

其中尤以素有「好戰分子」之稱的哈卡尼網絡與位於巴阿邊境城市奎達的塔利班蘇拉委員會（塔利班最高領導機構）之間的角力最為誇張：在塔利班與美國的和平協議簽署之後，哈卡尼網絡罔顧蘇拉委員會的禁令多次在首都喀布爾策動恐襲就是這方面的典型例證。

就阿富汗國內來說，如何讓那些歷經20年美式自由主義洗禮的城市中產認同塔利班的統治，並找到合適的包容機制也絕非一朝一夕之功。

人才匱乏的隱憂

再者，如何解決組織人才培養與選拔的問題也是塔利班面臨的重大挑戰之一。從蘇聯入侵阿富汗算起，大約40年間，阿富汗整整兩代人裏，除了大城市裏極少數精英，絕大多數人沒有機會接受系統的正規教育。在這種情形下，宗教學校或宗教培訓班就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正規教育。

不幸的是，此類宗教學校往往因為資金人員匱乏通常連「初通伊斯蘭經典」的教育水平都很難達到。而起於鄉野之間的塔利班可以吸納的又只能是這種對古蘭經知之甚少，只是依靠本能的宗教狂熱，同時缺乏必要的行政與治國素養的人物。這種人才素質堪憂的後果，塔利班已經用其首輪執政周期的表現給出了最合適不過的答案。

更為棘手的是，對於眼下即將全面掌權的塔利班來說，從根子上重建正規教育系統固然是治本之策，但卻有遠水難解近渴的困境。因此，短期來看，塔利班或許需要探索出一條如何將那些教育水平不錯，卻在政治態度上傾向於原加尼當局的技術專家階層納入新的統治體制之內的權宜之計。

迫在眉睫的財政糧食危機

最後，對於塔利班來說也是最為緊迫的問題是如何解決迫在眉睫的財政與糧食危機。在剛剛過去的2020財年，塔利班的總收入也就10億美元出頭，其中毒品走私入賬4億多，礦產外包收入4億多，剩下的2億多來自部分海灣國家的「聖戰金援」。

在掌權之前，這種體量的收入用於供養總數不過7萬的核心武裝人員與少數政治領導人勉強夠用。但在全面掌權之後，即便塔利班能夠順利繼承前政權的財政基本盤，面對阿富汗國內需要供養的近4,000萬人口，仍然顯得極為捉襟見肘。

同樣以2020財年為例，加尼當局的財政年入約合55億美元，但其中有42億美元來自外國援助（主要是美國），真正能做到「自力更生」的關稅收入僅為13億美元。而在塔利班掌權之後，美援是否還能如期如數給付還是未知數。

屆時，如果失去了外部援助，即便塔利班能夠最大限度地打破地方軍閥割據態勢，所獲財政收入相對於有效治理全國的目標來說仍然是杯水車薪，甚至連維持新生政權的日常運轉都相當勉強。

在財政危機之外，隨時可能爆發的糧食危機同樣讓塔利班焦慮萬分。受制於自身耕地匱乏的基礎條件，阿富汗的糧食產量長期以來始終在低位徘徊。歷史峰值也不過488萬噸，2021年受大範圍旱災影響，糧食產量至少將跌去峰值的五成。

根據國際通行的每人每年200公斤主糧的最低生存線衡量，阿富汗至少需糧800萬噸，現在至少有500萬噸的糧食缺口。毫不誇張地說，如果無法及時獲得國際糧食援助，今年阿富汗出現大面積饑荒並非聳人聽聞的假說。

總體來看，奪取政權只是塔利班結束「鄉村遊擊」模式，並走向政治前台的第一步。接下來，正如塔利班首席領導人巴拉達爾所言，對於即將正式擔負起治國理政重任的塔利班來說，更加嚴峻的考驗才剛剛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