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競爭的核心在「結構性權力」 北京如何破局|專家有話說
美國拜登(Joe Biden)政府近期大大加速了聯合盟友共同應對中國的腳步,前不久接連召開三次峰會(G7峰會、北約峰會和「拜登-歐盟領導人峰會」),西方發達國家就涉華重大問題推動諸多共識,可謂將當前中美關係中「該競爭的競爭」一面發揮到近乎極致。在這種背景下,有中國學者提出應重視中美之間「結構性權力」之爭的觀點。
7月5日在北京舉行的第十四屆政治學與國際關係學術共同體年會上,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副教授張發林將國際金融權力解釋為「在貨幣體系和信貸體系中所建立的一種不對稱的關係」,並將國際金融權力劃分為4種類別:關係性權力、制度性權力、觀念性權力和結構性權力。
張發林認為,結構性權力是國際金融權力中最重要的一類權力。他舉例稱,美元霸權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種結構性權力。
「比如說,一家中國企業生產的1支鉛筆,賣到美國去一定是用美元結算,因為人民幣美國買家不接受。假如這支鉛筆賣了1美元,這1美元就流到了中國,賬面上中國形成1美元貿易順差,美國形成1美元貿易逆差」。
「賣的鉛筆越多,就有越多美元進賬。不過大多數中國企業不會大量持有美元,畢竟生產經營中更多是用人民幣,那手裏的這些美元怎麼辦?要麼拿去買別的東西,要麼就去銀行兌換自己需要的幣種。幾十年來,大量的美元就是通過這樣的渠道進入中國的金融體系,這就是我們熟悉的那個詞彙『外匯儲備』。」
「中國目前有3萬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領導層也需要考慮怎麼讓這些錢保值、升值,想來想去覺得可能最安全的渠道還是美國金融市場。於是這些錢又通過購買美國長期國債的方式又流回了美國。」
也就是說,這些美元通過貿易渠道來到中國,通過投資渠道又流回美國。
事實上,類似的事情不僅在中美之間上演,也同時在美國與世界多國之間發生。當這個循環一旦建立,當美國需要「救市」的時候,美國聯儲局只需開動印鈔機。「經濟學告訴我們,大量印錢的最大風險就是引發通貨膨脹,而由於目前60%的全球貿易都使用美元,也就是說全球儲備貨幣中的60%都在使用美元,理論上講,美國至少可以將60%的通貨膨脹分散到全世界去,所以美國不需要擔心印錢的風險。」
張發林表示,目前為止全世界大概有60多個國家或經濟體的貨幣在不同程度上與美元掛鈎的,這就是美元的結構性權力的最明顯表現。
「換句話說,無論你願不願意,都必須是這樣一種狀態,而這種狀態顯然對美國之外的國家是極為不利的,因為在這種結構性權力中,美國單邊政策的調整就足以改變雙方的地位。」
那可不可以不用美元?歷史上也有國家做出過這種嘗試,包括俄羅斯、巴基斯坦等,但這樣做會引發兩個後果:第一,該國可能真的會與世界經濟形成某種被動脱鈎,畢竟當前的世界經濟體系還是以美元為基礎的體系;第二,該國會引發美國的報復,即金融制裁。
「說回到中國如何提升在國際金融中的結構性權利,就變成了一個很頭疼的學術問題,也是一個政策問題。中國推行人民幣國際化的政策已經有所變化,以前是『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現在官方的用詞是『穩慎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為什麼加了一個『慎』字?可能就是考慮在目前(中美關係所處的)時間節點上,如果還去大力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是否會激發中美在金融層面上的對抗加劇?」
如果真的發生中美在金融領域激烈對抗,那麼1970年代中東地區的海灣產油國與美國發生的事,1980年代日本與美國發生的事,都是鮮活的例子。「70年代,美國通過了一系列看得見的看不見的、能拿上台面不能拿上台面的手段,跟中東地區那些海灣產油國簽訂了各種協議,核心就是石油出口以後都使用美元結算,美國給這些國家提供安全保障,同時放開投資門檻,產油國賺到的美元都可以投資到美國,給你增值的空間等等。這樣就一舉確定了『石油美元』。80年代美國與日本之間的廣場協定就更典型了。」
張發林強調,在今天這個節點上,中國如何在國際金融領域提升自身的結構性權利,就成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