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擱置歷史爭議　韓國為何急與日本重修於好？

眾所周知，日韓關係從2018年起跌至建交以來最低谷，源頭便是韓國最高法院當年10月裁定，4名二戰期間被強徵的韓國勞工有權向日本公司索賠，引發日方強烈抗議。不過在本周一（6月7日），首爾中央地方法院明顯違反最高院先例，駁回另一樁二戰勞工向日企索賠的集體訴訟，甚至還明確指出此裁決存在「外交考量」。配合近來文在寅政府不斷釋放與日本修復關係的信號來看，顯然其正在想方設法製造日韓關係轉圜的契機，令人好奇的是，為什麼文在寅政府如此急切？

首爾中央地方法院7日駁回的案子是該國最大的二戰一樁勞工索賠案，共有85名勞工向三菱重工、日產化學等16家日企索賠，若按照最高法院2018年判決的論點，即1965年日韓建交時簽訂的《日韓請求權協定》並不能阻止個人對日本帝國非法殖民行為的賠償請求，那麼該案原告無疑也獲勝幾率頗高。

但是，今次首爾中央地方法院給出了截然相反的裁定，其明確指出與強徵勞工相關的個人損失賠償已通過《日韓請求權協定》得到完全解決，且由於該協定屬於國際條約，原告上訴行為可能違反國際法——這正是日方一貫的口徑。

政治風向影響法律判決

值得矚目的是，首爾中央地方法院還在裁決中引用了「外交考慮」，稱如果最後索賠到了強制執行的地步（正如2018年判決後日本製鐵和三菱重工因拒絕賠償，而被韓國法院強制凍結財產並進行變賣），會使韓國在國際社會受到負面影響，從而違反「保障國家安全和維護社會秩序這一憲法根本原則」。這種地方法院直接推翻最高院先例、而且插手外交事務的做法讓外界震驚，長期參與韓日戰後索賠訴訟的律師李相姬就評價道，「法院做了總理和外交部應該考慮的事情，這非常罕見。」

這顯然並非首爾中央地方法院的個別行為，而是得到了文在寅政府的授意。韓國當局從去年底以來不斷釋放希望與日本修復關係的信號，當首爾中央地方法院今年1月8日裁定日本政府需向12名慰安婦賠償每人1億韓元（約70萬港元）後，文在寅1月18日直接表示他對判決「感到疑惑」，同時強調「會繼續與日本談判，以找到原告同意的解決方法」，表達以外交途徑而非司法途徑解決歷史問題的意願，這種論調與他一貫「尊重司法判決」的言論的大相徑庭。

同時，文在寅也改變其對2015年《日韓慰安婦協議》的強烈反對，改口承認這是官方協定，一反其2018年底單方面解散協議設立的「和解與治癒基金會」的強硬作風。而首爾中央地方法院顯然也受到政府壓力，將一樁類似的慰安婦案子的宣判日期從1月13日延遲到4月21日，並最後做出了完全不同的駁回原告的裁定。

在韓國行政分支對司法體系影響甚大的情況下，首爾中央地方法院此次的判決顯然反映了文在寅的政治考量。法院在沒有通知原告的情況下，將二戰勞工的裁決從6月10日提前到7日，不禁令人聯想到日韓首腦將在6月11日至13日的G7首腦峰會上見面。前幾日有消息透出日本首相菅義偉無意與文在寅會談，韓國法院提前釋出的這番好意，是否旨在給菅義偉政府更多時間考慮是否改而進行會談？

去年年底立場突變

這不僅讓人好奇，向來標榜不干涉司法獨立、在慰安婦和二戰勞工等歷史問題立場強硬、而且擅長利用反日情緒聚集民心的文在寅，為何甘願冒偏離人設的風險，如此急切地與日本改善關係？

其態度改變在韓國三一獨立運動紀念日的演講中體現得淋漓盡致，在他剛上任後的首個紀念日，他義正言辭地指出，日本對獨島（日方稱竹島）的主權宣稱以及堅稱慰安婦問題已經解決，「都是東京未能直面歷史和正義的證據」。而在今年的紀念日上，他語氣平和地表示「韓國政府一直都願意與日本政府坐下來談一談……我有信心如果我們能試圖換位思考，就能明智地解決歷史問題。」

在文在寅去年年底態度轉變時，曾有不少觀點猜測，他是希望利用本年的東京奧運會作為朝韓及美韓關係轉圜的舞台，不過朝鮮在4月初已以抗疫為由明確拒絕出席，使這一打算落空。另一種解讀就是，韓國面臨來自拜登政府的壓力。為了推進其印太戰略，拜登政府正在大力撮合日韓關係升溫，正如奧巴馬政府當年不斷居中調和安倍與朴槿惠於2015年達成《慰安婦協議》那樣。5月的美韓首腦峰會聲明中，就指出「美日韓三邊關係至關重要」。

對日破冰實為朝韓？

不過光是來自美方的壓力會讓韓國如此主動嗎？要知道反日情緒是調動選民的重要法寶，在日韓2019年7月爆發貿易戰、日本對韓國限制出口三種關鍵半導體原材料後，韓國立刻掀起規模巨大的罷買日貨行動，日本啤酒、服裝和汽車銷量大降，可見韓國反日運動動能。就算去年沒有新冠疫情，文在寅利用此等情緒也能在國會大選中獲得不錯成績。在執政黨支持率低迷、今年4月首爾釜山兩地市長選舉慘敗的情況下，放棄其一貫的對日強硬立場，不禁讓人感到反常。

事實上，選前打反日牌是韓國政客的潛規則之一，例如前總理李明博在2012年支持率低迷之際，為給來年大選的執政黨造勢，就登上獨島以凝聚民心。

因此，只能推測文在寅認為與日修復關係具更大政治利益。最具可能性的理由是拜登政府私下以日韓修復關係作為主動推進美朝對話的前提，來促使韓國主動行動，而朝韓關係是文在寅最在意的政治遺產，他自然希望在明年3月大選前能打破特朗普政府遺留下的僵局，同時給執政黨累積選舉資本。

但日韓關係解凍並不容易，菅義偉政府多次明確表示日韓關係惡化錯在韓方，並對於文在寅政府的示好行為反應冷淡，韓國駐日大使姜昌一今年1月履新後4個月才獲得向天皇遞交國書（遞交後才能以大使身份參加外交活動）的機會，就可見日本的態度之冷漠。為了盡快破局，文在寅政府不得不加大了示好的力度。

黨內之爭與經濟考量

另外一個可能的理由就是執政黨關於候選人的內部之爭，文在寅陣營傾向風格中庸穩健的前國務總理李洛淵，但非文陣營、風格更激進左翼的京畿道知事李在明支持率明顯更高，後者同時也是出名的「反日鬥士」，目前正向國際奧委會（IOC）寫信要求日本在聖火傳遞圖中去除獨島的標記。如果文在寅政府放任日韓關係持續冷凍甚至去打反日牌，無疑會給李在明更多發揮空間，這並非文在寅希望看到的局面。

當然經濟因素亦不容忽略。為了報復韓國，日本從2019年7月起對氟聚醯亞胺、光刻膠、氟化氫三種關鍵半導體原材料實行出口管制，導致位於供應鏈下游的韓國措手不及。雖然韓國馬上推行國產化方針對抗，不過自主研發需要時間，該國目前還僅在氟化氫的國產化上取得成績，去年從日本進口量大降七成，但在氟聚醯亞胺和光刻膠上對日本的依賴只增不減，去年的進口量與前一年同期比較增加12.4%和22.3%。

考慮到文在寅雄心勃勃的半導體強國計劃，在更多地掌握供應鏈上游先進技術前，韓國在未來的產能擴增期間還需繼續仰仗日本政府迅速審批出口憑證，以及不再實施類似的貿易管制。可以說，韓國自主研發的進度不如預期，也促使了文在寅政府態度轉變。

出於以上種種考量，原本在歷史問題上立場強硬、不憚於與日本交惡的文在寅政府便改弦易轍，在剩餘任期內推進兩國重修於好，但如此干預司法、偏離原先立場又會否招致反彈？這便是文在寅需要把握的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