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沙：坐擁地中海勝景的人造露天監獄｜地理看世界

以一望無際的蔚藍海水與白色沙灘為背景，海旁的餐廳用本地製作的陶瓷器具為客人送上以黑胡椒、番茜、洋蔥、檸檬與蕃茄調味的燒魚，旁邊配上以火燒辣度聞名的加沙沙律，以及與肉齊煮的香料飯；如果遊人沒有餓感，也可找一家臨海的咖啡廳，簡單的點一杯阿拉伯咖啡，渡過一個懶洋洋的下午。
這是直面地中海的加沙天然地理賦予的渡假勝地發展潛力，然而被人為建築封鎖成孤島之後，遊人如果能排除萬難來到加沙，在享受其陽光、海灘與美食之際，也許還要擔心來自以色列的轟炸。

加沙地帶（Gaza Strip）西南毗連埃及，西靠地中海的東南角落，其餘陸地全被以色列包圍。這片帶狀陸地全長41公里，闊6至12公里不等，面積及不上香港的三分之一，卻有約200萬人居住，是為全球人口最為密集的地方之一。

此地傳統上以加沙城（Gaza City）及其港口為核心，此城早在公元前15世紀已見諸古埃及軍事紀錄之中，其在地中海歐亞非交通要道上的位置，也使它跟其他地中海東岸城市一般，見證過從波斯、希臘、羅馬、拜占庭、阿拉伯穆斯林、十字軍、蒙古、鄂圖曼等勢力的洗禮。如果沒有20世紀的以巴衝突，也許這樣的一個城市今天已是一個有着多元文化氣息的旅遊和貿易中心。

生於20世紀的「難民營」

不過，加沙城的命運，卻因加沙地帶在20世紀的誕生而變得從此不一樣。根據二戰之後1947年聯合國的巴勒斯坦託管地分割方案，包括今天的加沙地帶在內的土地被歸屬於在巴勒斯坦上的阿拉伯國所有。在以色列建國所引爆的第一次阿拉伯—以色列戰爭之後的1949年，埃及與以色列在其停戰協議上劃界，區分雙方軍事控制區，才正式劃出今天加沙地帶的邊界，把加沙從周邊地區分割出來。

此番戰火造成近20萬巴勒斯坦難民逃離以色列管控流入加沙地帶，使其人口在短時間內急增了兩三倍。在1948、1949年間，聯合國就在這片土地上建立了8個難民營。今天其已登記難民人口超過140萬，佔全域人口約七成。

跟前幾年歐盟應對難民的方法一般，唯一與加沙接壤的阿拉伯國家埃及，對此等難民從始到今都採取「愛莫能助」的態度。從1948年至1967年被埃及以不同形式管治期間，埃及對進出加沙地帶實施嚴格管制，避免難民流入國土、歸化成埃及公民，也使當地難民和原居民都難以離開這片土地尋找生計，使加沙成為了一個經濟孤島。

早在1955年，有研究就對加沙作了這樣的描述：「過去六年，在加沙，超過30萬飽受貧窮打擊的人被物理上封鎖在一個跟大城市公園一樣大小的區域裏面。」如果我們將當中的人口數字換成200萬的話，這個描述至今依然有效——不少到親身到過加沙的記者、學者都將此地描述為「露天監獄」。

1967年六日戰爭之後，以色列從埃及手中吞併加沙，為加沙的封鎖局面打開了一扇窗。以色列一直將加沙視作殖民擴展區，不斷在其中建設猶太定居點，推動了當地經濟的發展，而不少加沙人也能像今天的西岸同胞一般越境到以色列工作謀取生計，為加沙帶來過一段經濟急速增長期（1967至1982年間，其年均經濟增長率高達9.7%）。

由於加沙地區的巴勒斯坦人依然積極抗議以色列的非法佔領，在上世紀80年代後期爆發了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義（First Intifada），間接帶動了1993年奧斯陸協議（Oslo Accords）的簽訂，開啟了以巴和平進程。

和平進程與圍牆建設

根據協議，以色列決定將加沙的管治權逐步交回巴勒斯坦人之手，暫時由以色列管控其空域和海域，並建立起今天的加沙—以色列圍牆，留下四點通關，以保障以色列的安全。這一片新的邊境圍牆，加上原有埃及與加沙保安森嚴的邊界，就形成了今天加沙地區陸上全面被圍的「監獄地理」雛型。

圍牆本身不代表封鎖，更可能象徵了未來巴勒斯坦立國的邊界。然而，奧斯陸協議以來，以色列前總理拉賓（Yitzhak Rabin）1995年遇刺身亡，後繼總理位置的右翼政府與巴勒斯坦當局在關鍵的2000年大衛營談判中不歡而散，同年引爆持續數載的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義（Second Intifada）。暴力衝突之間，以色列和埃及都重建了圍封加沙的圍牆。

2005年以色列單方面全面撤出加沙（包括猶太定居點的住民）後，2006年極端伊斯蘭武裝組織哈馬斯（Hamas）勝出議會選舉，被國際社會杯葛，卻在翌年奪得加沙控制權，導致西岸法塔赫與加沙哈馬斯的巴勒斯坦內部割裂。此後，以色列聯同埃及進一步加強邊境保安，並於同年對加沙實施封鎖。

海陸空全面封鎖

目前，加沙的對外陸路基本上只有北沿艾瑞茲邊界站（Erez Crossing）通住以色列，和南沿的拉法過境點（Rafah Crossing）通往埃及。兩處通關都受到以埃兩國的嚴格管控：除非在極端罕見的情況，沒有任何加沙人能離開加沙；除非是記者或者聯合國或非政府組織人員，也沒有人能夠容易地進入加沙；進入了加沙的人要離開亦因以色列的「安全考慮」而困難重重。

各種可以進入加沙的物資種類都受到以色列嚴格限制，特別是武器、包括肥料、金屬器具等在內可用作武裝用途的貨品，以及建築用料。因此，今天被炸毀的建築物要重建，其進程理論上也緊握在以色列政府之手。

同時，以埃兩國也在圍牆內的加沙邊境建設禁區，浪費了大量原可用作耕作的土地。在加以邊境一方，聯合國人道事務協調廳（OCHA）就指「禁止進入」的區域闊度可長達500米，而「高風險」區域更可離圍牆遠至1.5公里；以色列當局於2014年以來更時有在加沙農地從空中噴灑除草劑，使加沙可用作自給自足的土地面積進一步縮小。

除了陸地封鎖之外，以色列也將加沙漁民出海的限制由離陸地20海里收窄至6海里，使加沙人空有漁業資源而不能用，不能發展港口，也不能開發離岸探得的天然氣。而其僅有的機場跑道也於2002年被毀，使之失去與外界空中運輸的能力。更有甚者，加沙地區的水電供應，以及電訊服務都大體操控在以色列之手。

如此嚴格的海陸空、通訊和資源供應管制，使得歷史上從來都隸屬於整個巴勒斯坦領域的加沙地帶變成了一個孤島，構成了一種人為的地理阻礙，使之不能享受其天然地理所給予它的資源和發展潛力。

有學者就將此狀況稱之為「去發展化」（De-development），即透過限制一個經濟體對其發展必需投入的獲得和使用，從而破壞或弱化其經濟發展能力的過程。根據2015年的世界銀行估算，自2007年嚴格封鎖實施以來，加沙的經濟產值就收縮了超過50%。在封鎖之下，面對着四成失業率的年輕人更是「無路可逃」，可見「監獄」之感並非空穴來風。

隧道對高牆的反攻

不過，正如人類為了穿越山巒會開掘隧道一般，面對以色列和埃及的圍牆和禁區，加沙人就決定了開掘地下隧道應對。此等地下隧道的建設起自1979年以色列和埃及簽訂和約之後。當時以色列將西奈半島歸還埃及，換得埃及將加沙南沿城市拉法（Rafah）一分為二，並建立起加沙和埃及的邊境緩衝區，由以色列武裝把守，大大阻疑了加沙的物流和人流。

於是，自上世紀80年代初起，拉法就成為了地下隧道建造業的重鎮。這個人口十多萬的加沙第二大城，高峰期有近1.5萬人從事隧道建設。最早的隧道由拉法加沙人的家中地底起建，穿過邊防到另一邊的拉法埃及人家中，用以偷運物資、武裝、燃料、人等等。早在1983年，以色列已首次發現了加沙的地道。

根據聯合國2015年的報告，從2007年至2013年，有超過1,532條地下隧道穿越連接加沙和埃及邊境——在埃及以水淹、放毒氣、封填等措施的打擊下，該報告稱這些隧道在2013年中已停止運作。不過這些隧道在加沙重建扮演了重要角色：聯合國估算，如果只用以色列准許進口的建築用料，要從2008、2009年加沙戰爭中重建過來，起馬要用上80年時間。

除了對外運輸之外，以色列更指控哈馬斯利用隧道進入以色列作攻擊平民之用。不過，如果要說軍事用途的話，加沙域內的隧道更是哈馬斯的成功關鍵，被以色列方面稱為「地下鐵」（Metro）。外界相信哈馬斯在加沙各大城市，甚至難民營中，都有建造複雜的地道網絡，用以收藏火箭和武備，以及方便哈馬斯成員匿藏、遊走和通訊。如果以色列以地面部隊進攻，這些地道也有助哈馬斯以出奇不意的巷戰制勝。

以色列當局一直以打擊這些地下隧道為其針對加沙的重點戰略目標。本年3月，以色列軍方就花費巨款完成了加沙—以色列邊境的「地下牆」，深達數十米，以阻止哈馬斯以跨境地道進入以色列。而在上周以色列的進攻中，其軍方更曾向西方媒體謊稱以色列正以地面部隊進攻，引誘哈馬斯成員進入地道部署，加以集中打擊。

諷刺的是，在加沙這片天然位處埃及與地中海東岸運輸要道的區域，竟因人為的封鎖而被迫以另一種人為的地下建設去暢通內外交通。當然，相對於以埃這兩個區內強國的封鎖，加沙人的地道最多只能提供一時的緩解，並不能真正穿透其人為的「監獄地理」。

2013年，一個英國《獨立報》記者曾到加沙親身訪問，問到一位在海旁經營咖啡廳的老闆Ramadan Malcha如何看待以色列。Malcha稱他不管政治，歡迎任何人來喝咖啡，甚至是沙龍（Ariel Sharon）也一樣——沙龍是以色列前總理，其上任前於2000年在上千防暴警察保護下硬闖聖殿山，被視為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義的起因之一。八年過去，加沙封鎖依舊，沙龍也在2014年逝世了。

雖然Malcha不管政治，但政治卻長久管上了加沙，將這片天然地理充滿機遇的地域封鎖成一個「露天監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