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席與極化政治：美國亞裔面臨什麼困境？

3月16日，佐治亞州首府亞特蘭大發生連環槍擊事件，造成包含6名亞裔在內的8人無辜喪命。而在此前幾月，全美境內針對亞裔的仇恨犯罪率便已持續上升。根據加州大學聖伯納迪諾分院仇恨與極端主義研究中心（CSUSB）數據顯示， 2020年美國整體仇恨犯罪率下降6%，但針對亞裔美國人的仇恨犯罪卻激增145%。

此外購槍與練靶數據的上升，亦側寫出亞裔在此氛圍下的不安全感，根據福布斯新聞網（Forbes）報道，亞裔購槍率向來偏低，其雖佔美國人口的6%，但直至2020年初，亞裔男性僅佔槍枝購買者的3.1%，亞裔女性槍也僅佔0.7%；相較之下，白人男性槍支購買者佔比55.8%，白人女性則佔16.6%。然自2020年中起，不少槍枝店、武器裝備店經營者皆在受訪中表示，亞裔客户有漸多趨勢，箇中原因自與「仇亞」氛圍高漲相關。

如此不安情緒，在亞特蘭大槍擊案後達至巔峯。3月19日起，美國各地湧現了亞裔人群的示威浪潮。據不完全統計，20日全美至少有19場亞裔示威遊行，21日則至少有13場。其他少數族裔亦有響應，在19日的紐約聯合廣場哀悼集會中，非裔社區與穆斯林社區皆有代表到場支持，21日聯合廣場遊行示威的主題則為「非裔和亞裔團結一致」。此情此景，宛如過往民權運動的年代重返。

此次悲劇雖有疫情催化之故，卻亦體現美式「大熔爐」的深層困境：歧視始終存在，但各少數族裔的分化裂解了反抗力道，致使種族資本主義的陰影盤旋難消。而在美國強盛的繁榮年代，內部的細小衝突瑕不掩瑜；但當曾經的金融、軍事、經濟霸權漸顯疲軟之像，極化政治的張力便會持續放大，塵封已久的族裔矛盾終究破繭而出，「黑人的命也是命」（BLM）如此，此次的亞裔示威亦然。

「亞裔」身份的崛起與裂解

由歷史視角觀之，「亞裔」身分並非渾然天成。在法律場域，其直至2000年才正式進入人口普查系統；在民權場域，如此泛民族身份（Pan-ethnicity identity）的主張，乃是華裔、日裔、菲裔等用以爭取權益的鬥爭策略，尤其是1965年移民法改革前，屢起的「排亞」風潮着實猛烈，亞洲移民被迫躲入亞裔的身分羽翼下，尋求生存空間與庇護。

然而移民法改革後，亞裔成了人口增長最快的美國少數族裔，加上東亞經濟的持續騰飛，亞裔內部與美國少數族裔間，逐漸出現了裂隙，且鴻溝與日俱增。

首先，在「排亞」的高壓年代下，各族裔共抗種族主義壓迫，亞裔這般超越性的族群認同尚有市場，更能與非裔、拉丁裔相團結，實踐跨族群的動員；然而移民法規鬆綁後，屈辱的壓迫感漸消，「兄弟登山，各自努力」遂成各少數族裔的共同宿命。而有鑑於華、韓、日、印移民的精英化，亞裔逐漸在1980年代與非裔、拉丁裔拉開了距離，各方難回過往團結狀態。

其二，亞裔內部的歧異性本就高。以在美拉丁裔為例，其大多共享同一母語：西班牙語或葡萄牙語，故能閲聽同樣的移民媒體，對於共同身份意識的形塑幫助極大；然而亞裔的語言與文化歧異性相對高，若非環境壓迫過強，實也不易同其他族裔般，輕易召喚共享的身份意識。故在移民法修改後，其不僅與其他少數族裔拉開距離，亦在內部自我割席。

此外階級的消長亦會促成疏離。過往的美國亞裔人口多為親屬移民，在亞洲經濟尚未起飛的年代，仍有不少人藉偷渡管道赴美；然伴隨中日韓與印度的崛起，赴美留學與工作的亞裔漸成多數，親屬移民的比重不斷下降，留學生與偷渡者間難以共情，東亞移民的階級亦逐漸凌駕於東南亞移民之上，革命情誼終在階級起落前瓦解。

極化政治狙擊少數族裔

亞裔的身份意識起於種族資本主義的壓迫，卻在政經條件變化下，浮現了內生的階級對立，致使此一身份漸失政治動員力道，但又以標籤形式，貼在每位亞裔的臉孔上，令其在種族主義者的敵視下，顯得格外形單影隻。

上述現象位處承平年代，尚不足以挑動社會的集體焦慮，其或以隱晦但頻發的種族歧視出現，又或以某種反諷式的刻板玩笑，穿梭在脱口秀與單口相聲的隻言片語間；但當社會漸被極化政治氛圍吞噬，包含亞裔在內的少數族裔，便容易成為政客狙擊對象。

細究極化政治的根源，其存在正如種族矛盾，隱而不顯，直到突發事件成了情緒之餌，這才引出水面下的暗流湧動，911事件後的反穆運動如此，新冠疫情後的仇亞犯罪亦然。而此般情緒之所以能有共鳴受眾，關鍵便在美國政府的治理失能。

首先，在美國拓展金融版圖的榮景下，其國內產業鏈不斷出走失血，諸多底層白人勞工頓失生計，政府卻未能出台足夠的輔助就業、重分配政策，健保等機制又被視作「共產主義陰謀」，在推行上屢受掣肘，底層由此持續在煉獄般的生活中打滾，貧困階級因而代代相傳；其二，在此境況下，有心政客與傳媒見獵心喜，紛紛擷取底層白人的怒火為己所用，或換選票、或賺鈔票，致使極右翼言論經歷新聞報導、政客演説的加持後，在社群平台持續發酵，政府卻無力管制，種族仇恨的烈焰由此大加蔓延，成為衝突與犯罪的火源。

前民主黨2020年大選參選人、華裔商人楊安澤曾於《華盛頓郵報》專欄發文，其眼見疫下激增的仇亞犯罪和種族主義，建議亞裔美國人應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擁抱並展示自身的American-ness（美國特質）」。此舉除為其招來「討好白人」的批評外，亦是遠水救不了近火，正如911後的反穆運動中，不少印裔美國人、錫克教徒皆受波及般，膚色與頭巾的符碼已然固化，亞裔儘管在政治與階級上相互割席，但在種族主義者眼中，其始終生着類似臉孔。

歸根結柢，美國亞裔居民的困境，既是所有美國少數族裔的鏡像，更是美國治理病徵的隱喻，新冠疫情不過是段偶然的催化，即便疫情褪去，亞裔的困境仍會存續。到頭來，該反求諸己的並非亞裔，而是美國的政治精英與媒體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