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物黨」也能進國會？　比例代表制如何消耗荷蘭的極端政治

本年1月因子女免稅制度醜聞請辭的荷蘭首相呂特（Mark Rutte），預計將在3月15日至17日舉行的荷蘭大選後再次籌組其第四屆政府，成為歷經歐債危機、難民危機與新冠危機等「三險」、在位最久的歐盟國家領袖之一。
相較於2017年選舉的右翼民粹危機，因常能輕易「滑開」政治爭議和批評而獲得「特氟龍」（Teflon，易潔鑊的滑面材質）之稱的呂特，此刻已毫無懸念能擊退極端政治。

目前，呂特所屬的中間偏右自由民主人民黨（VVD）正與另外三個政黨合組政府，它們分別為基督教民主黨（CDA）、社會自由主義政黨「民主66」（D66），以及基督教聯盟（CU）。由於VVD預計將在國會二院的150席中取得超過30席而成為最大黨，加上呂特原任首相的先天優勢，VVD雖然仍要花數周甚至幾個月時間去籌組聯合政府，但下任首相人選已非呂特莫屬。

曇花一現的疑歐派

經過英國脫歐之後，荷蘭已靜悄悄地成為了另一個疑歐派大本營。無論是2017年右翼民粹危機的主角、由懷爾德斯（Geert Wilders）領導的極右自由黨（PVV），還是2016年成立、2019年在地方選舉中獲得最多選票的極右民主論壇（FvD），皆曾表達脫歐傾向。

在這此選舉中，雖然PVV預計將能保持其國會第二大黨地位，但因VVD繼續拒絕與之合作，PVV將會繼續流放在野，難以造成任何實質改變。

而FvD的黨魁鮑德特（Thierry Baudet），雖然曾因其彈奏蕭邦、言必黑格爾之類的「高雅」而被視為懷爾德斯之後的極右新星，可是隨着他去年底被爆曾指新冠肺炎是索羅斯的陰謀、說「差不多所有我認識的人都反猶太」，其聲望急挫，如今已是回天乏術。

可以說，雖然右翼民粹勢力在荷蘭聲勢仍存、民望更高於左翼政黨總和，卻已不再能構成對政治主流的挑戰。

極端政治容易存在　卻難以壯大

此等結局，一方面是出於呂特的小心引導，另一方面更是荷蘭「最純粹比例代表制」的結果。

與德國比例代表制與單議席單票制夾雜的形式不同，荷蘭的國會選舉制度幾乎是英國單議席單票簡單多數制的對照光譜極端：雖然荷蘭全國分成20個選區，但在票數計算之上，全國只得一個實際選區，並完全以政黨名單的比例代表制去決定選舉結果。

平均而言，任何一個政黨只要取得總票數的0.67%就能在國會二院取得至少一席。這種進入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低門檻，使得荷蘭政黨林立。在本次大選之中參與競逐的政黨就多達37個。在上屆選舉中，能在國會取得議席的政黨就高達13個，而獲得超過總議席20%的政黨就只得VVD一個。

這種極其純粹的比例代表制，除了生出了一些標奇立異的政黨之外——例如主打改革版權法的海盜黨（Pirate Party）——還使得一些在多數國家只能留在政治邊緣的單一議題政黨能取得國會席位。

例如改革政治黨（SGP）以基督新教為政治基礎，曾反對全民普選，至今也以聖經章節為據支持死刑，在國會有3席；「Denk」（荷蘭文的「思考」與土耳其文「平等」之意）則以反對種族歧視為主打，在國會有3席；「50歲以上」（50+）以爭取退休人士利益為重，在國會共有4席；「動物黨」（PvdD）以動物權益為主要政治訴求，在國會共有5席。

上面提過的兩個主要極右政黨PVV及FvD，也就是利用了這種純粹比例代表制有利小黨林立的特色而興起。

然而，雖然比例代表制容許了小黨的存在，卻同樣使它們極難在芸芸傳統政黨中跑出，成為領導國家的主要力量。此可相較於單議席單票制的美國。在2016年，特朗普憑其右翼民粹政治宣傳贏得共和黨總統初選。由於兩黨制早已因此選舉制度而根深蒂固，特朗普在黨內活躍份子之中的勝利就被轉化成兩黨相爭之中的大贏，使他轉眼間能奪得美國的行政權。

然而，在荷蘭，由於其黨派林立，贏得少數極端選民的政治人物就只有得這些選民按人口比例的支持，難以靠非此即彼的選舉制度大勝對手。

觀乎歐洲其他含有比例代表制成分的國家，例如德國和意大利等，極端政黨雖然很容易產生，要保有其極端主張而全面獲得政權也都顯得極其困難。

在德國，被所有傳統政黨拒諸門外的另類選擇黨（AfD）雖然曾經有過崛起之勢，可是長期與實質管治絕緣，卻使其聲勢只流於曇花一現；在意大利，反建制的五星運動（M5S）和極右聯盟黨（Lega）雖曾合組政府，卻逐漸變得溫和——如今，兩黨都決定支持代表建制精英的德拉吉（Mario Draghi，前歐洲央行行長）政府，而M5S更找來民望甚高的務實、親歐派前總理孔特（Giuseppe Conte）作為其領導。

政治領袖的「最大公約數」

荷蘭的比例代表制之所以能阻止極端政治勢力分享到管治權力，還有賴於主流政客對極右政治的堅決反對，以及能夠與各黨合作的政治領袖。而呂特則正正是這樣的一個領袖。

曾自言「51%相信上帝、49%不相信」的呂特，從來沒有明顯的堅定政治信念。在2010年以來的三屆總理任期之間，他先是與基督教民主右翼的CDA合作，繼而再轉與中間左翼的工黨（PvdA）籌組政府，到2017年面對極右挑戰的形勢下，他仍能夠過過史上最長的208天籌組政府談判期，與兩個右翼政黨和一個左翼政黨，合組大同盟政府，避過民粹之災。這也可見其可左可右的柔軟身段。

呂特在極右手中搶來嚴格移民規管和「荷蘭價值」之類的政治宣傳，逐漸使極右政黨失去政治焦點。在對歐立場之上，呂特於公關宣傳之上也極盡其能事，例如他一直宣稱荷蘭納稅人為歐盟付出過多；在去年中的有關歐盟共同舉債復甦基金的峰會中，他更帶着一本蕭邦傳記去讀，以表明其反對立場不會因峰會而改——雖然他明知自己最終難以改變德法共推的政策。

另一方面，他的個人形象卻甚能為非右翼選民所接受。呂特至今仍住在大學畢業後買來的小公寓、經常騎着單車上班、「工餘」時則在一所中學教授社會科。連他本年1月到王宮遞交辭職信時，也是單人匹馬的騎着招牌單車開進華麗王宮庭院之中。這等平民形象，使政見與之不合的國人也難以堅決對他說「不」。而這樣的一個「最大公約數」式的政治人物能成為國家領袖，也許同樣是荷蘭比例代表制的自然結果。

在普遍的政治論述中，比例代表制經常與極端政治的冒起混為一談。然而，荷蘭的例子告訴我們，比例代表制雖然給了小黨崛起的空間，卻也能大大壓止極端政治迅速壯大的可能。這一點，在任何的政改討論之中，也不應被遺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