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對華政策・上｜英國、加拿大殊途而同歸？

隨着中國的政經地位愈發重要、圍繞中國的外交熱點越來越多，如何調整對華政策、與中國磨合關係，近年來已成為西方各大國的頭等外交課題。美國總統拜登上台後就決心擺脫特朗普遺留下的西方分裂局面，聯合各國一道協調對華政策，英國首相約翰遜也高呼「我們稱之為西方國家的力量正再次凝聚起來造福人類」。但問題是，西方各國對華主要訴求不同、國內政經現實各異，所謂的統一戰線並非易事。
在這等背景下，釐清英、加、法、德、澳、日等美國盟友制定對華政策時，究竟有哪些訴求和掣肘，將便於讀者透過表面外交動作去透視他國執政者的行動邏輯。該篇文章先從英、加兩國着手分析。

近來，英國和加拿大似乎衝在了針砭中國的前線。在孟晚舟案上，加拿大頻頻批評中國搞「人質外交」——指的是，中方其後拘捕了被指控「竊取中國國安機密」的加拿大公民斯帕弗（Michael Spavor）和康明凱（Michael Kovrig）——並在2月中聯合58國發起《反任意拘留宣言》。

在新疆問題上，加拿大反對派牽頭於議會2月22日通過「中國在新疆進行種族滅絕」的決議。英加議會也在1月相繼以「強迫勞動」為由限制進口相關新疆產品。英國外相藍韜文（Dominic Raab）還頻頻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等場合提到新疆問題，與中國外交部多次爆發隔空口水戰。

在香港問題上，英國自1月31日正式上路的BNO新政遭到中國政府激烈反對，自是不用多說。加拿大也從2月8日起顯著降低了港人赴加工作及居留的門檻。另外倫敦當局上月還吊銷了中國國際電視台（CGTN）英語頻道的廣播許可，引發中國禁止英國廣播公司世界新聞頻道（BBC World）作為反擊。

在中澳貿易戰暫時退出新聞頭條、美國政府仍在調整對華策略之時，英加的一系列動作便顯得尤為突出。為何兩國此時會如此大張旗鼓與中國「對抗」？背後原因可能比表面上更複雜。

對華外交背後的政治事件與經濟背景

回顧兩國與中國外交摩擦癥結之所在，其實都有所涉及內政的具體事件，因此在外交級別上較為緊迫。例如加拿大面臨的孟晚舟案與兩個邁克爾案（指上述兩位同樣名為「邁克爾」（Michael）的在華被捕加人）已拖了兩年餘，杜魯多政府希望趁拜登上台後盡速解決此事，最好趕在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最高法院5月中旬對孟案進行最終引渡裁決之前，否則孟晚舟一旦被引渡至美國，加拿大就失去了以她換兩加人的籌碼，因此杜魯多政府此刻格外心急和強硬。

而對於英國而言，中英關係交惡的分水嶺還是香港問題。中國在2019年逃犯條例示威過後開始着重解決香港問題，《港區國安法》、DQ泛民議員、推進「愛國者治港」等措施不斷出台。而英國出於歷史因素，本身對香港自是非常關切，再加之國內輿論也十分關注，因此給了政府需要持續發聲並採取實質行動回應的壓力，因此與中國頻起衝突、關係不斷轉冷不可避免。

同時，約翰遜政府適逢脫歐後重塑英國外交政策，為體現脫離歐盟之束縛，自然會採取更進取的舉動，其外交重點也會向亞太方向傾斜，而圍繞中國新疆問題等一系列外交熱點就成了要務之一。

而由於英加兩國與中國經濟的嵌合度相對而言不如美、德、日、澳等國那麼高。中加商品貿易份額2020年佔加拿大貿易總額6.9%，這已是歷史最高數據，而英國去年第二季度與中國貿易額為其整體14.3%。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給了兩國更多空間採取與中國對立的姿態。例如杜魯多政府在去年9月放棄推進中加貿易協議後，態度就似乎變得更加強硬。

但毫無疑問，中國依然是重要的貿易市場和投資來源。對於被疫情和脫歐雙重衝擊的約翰遜政府而言，在美國似乎無意簽訂美英貿易協議的背景下，其依然對中英貿易協議、進一步打開中國的金融服務市場，抱有一定的期望。因此，我們就可以看到英加政府在制定對華政策時，一直受到政治風波與經貿關係大環境的左右。

加拿大被迫與華漸行漸遠

在加拿大一方，其實杜魯多及其所屬的自由黨此前一直以「親華」著稱，他上任起就開始推進中加貿易協議並為此兩度訪華，卻不料被捲入美國2018年12月製造的孟晚舟案。而他因2019年初爆發的干預司法醜聞，無法明面上插手司法要求結束引渡，因此一直處於中美之間兩頭為難的被動局面。在這一階段，他為避免中加關係脫軌、中國施加更多諸如限制加拿大兩主要菜籽油出口商的貿易措施，因此姿態並不算非常強硬。

但在自由黨在2019年大選後依然執政卻失去多數席後，加上上述兩個邁克爾案的風波，杜魯多面臨更大的輿論和在野黨壓力。去年有民調顯示，53%加拿大人認為杜魯多需要對中國更加硬氣。向來對華強硬的保守黨也發起攻勢，在國會成立「中國問題特別委員會」，試圖影響對華政策。保守黨黨魁奧圖爾（Erin O'Toole）更是將中國牌作為競選招牌，他曾撰文《如果我是總理將對抗中國》，近來也一直施壓要求政府認定中國在新疆種族滅絕以及抵制北京冬奧會，並在國會推動通過相關決議，對此杜魯多政府只能以棄票消極應對。

為緩解輿論和在野黨雙重壓力、扭轉支持率持續下跌、以及重新審視對華政策的需要，杜魯多政府不得不走更強硬的路線，在去年9月放棄了中加貿易協議，並採取了更強勢的外交辭令及行動。例如他在去年10月中加關係建交50年時高調批評中國的「脅迫外交」，開始「國際抱團」。而加拿大安全情報服務局（CSIS）2月10日更指中國對「加拿大的繁榮和主權構成戰略威脅」。

可以說，杜魯多在美國製造的無妄之災、以及強大的在野黨和輿論壓力下，正在逐漸遠離自由黨過去務實、不囿於意識形態之爭的外交智慧，背離與其上任初期設想的對華方針。雖然他目前在新疆問題的表態不如英美激烈，至今也未完全排除華為參與5G建設，但如果孟晚舟案和兩邁克爾案遲遲無法解決，中加關係持續惡化，在無可奈何一下，杜魯多大概只能兩害取其輕，而越發倒向其最重要的盟國和佔其出口七成以上的貿易夥伴美國。

英試圖取巧走中間道路之失

而約翰遜政府比起處於被動狀態的加拿大政府，則採取了主動游離於中美兩強之間的「後脫歐時代」道路。一方面利用社會上對中國低好感度的現狀，有選擇地採取保守黨內對華鷹派的意見，保守黨去年4月成立的中國研究小組（CRG），儼然取代曾經在脫歐進程中舉足輕重的歐洲研究小組（ERG），成為後座議員內最強政治勢力。他們在去年12月1日提供了一系列的政策建議，包括建立民主國家聯盟（D10）、限制中國參與英國關鍵基建建設、禁止英國政府購買中國設備，以及制裁侵犯人權的新疆及香港官員等等。

而另一方面，約翰遜又在口頭和部分政策上對華示好，他1月曾呼籲警惕「不加思考地仇視中國的現象」，2月12日與中資企業舉行圓桌會議時更是自稱「狂熱親華派」，希望重啟因香港問題中斷的經貿對話。此外，約翰遜2月時還在議會以微弱優勢勉強擋住了逾30名黨友反叛，阻止了一項允許國內法院裁定種族滅絕現象、從而否決政府與相關方締結貿易協議的提案，防止給本已希望渺茫的中英貿易協議添加更多障礙。常在香港和新疆問題上發表激烈言論的外相藍韜文，也一直表示希望訪問北京與中國外長王毅見面。

這種自信可以在中美之間左右逢源、走出一條中間道路的心態，或許來源於保守黨執政精英在脫歐後希望重回18世紀「離岸平衡手」的野心。當初英國坐定離歐洲大陸一海峽之隔的三島，在歐洲大陸爭霸過程中縱橫捭闔，防止法國、普魯士王國、奧匈帝國和沙俄任何一國做大，使歐洲維持均勢。英國現在也無疑希望發揮聯合國安理會「五常」之一的身份，發揮其仍然勢力強大的海軍優勢，在外交上制衡中美。

但今時不同往日，英國現在面臨的是中英兩個比其體量大得多的大國博弈，其本身制衡力量遠不及昔日。同時，英國的騎墻術也似乎弄巧成拙，對中國而言，英國在香港和新疆問題上的動作已經證明其立場，約翰遜的口頭表態並不新鮮，藍韜文以香港和新疆作為切入點希望與王毅對話，也難望得到回應。

總體而言，英加兩國雖然與中國關係轉冷的緣由不同，但結果都殊途同歸。加拿大是被動地捲入了孟晚舟案、在輿論和在野黨壓力的推動下走上了與華漸行漸遠的道路，並最終可能被迫要完全倒向美國，約翰遜則是自信可以走出平衡中美的中間道路，但實際成果在中方看來也許卻只是全然的一條「對抗」之道。

而對中國而言，這段與英加的外交顛簸和磨合期是必經之路，且也無需因英加執政者的左右搖擺或遠離而改變既定政策路線。畢竟英加之策，以至其他西方國家的對華態度，也不會撼動中國發展的大趨勢，任海外風雲色變，也難改此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