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華左右支絀凸顯全球英國戰略窘境

近來，唐寧街方面在對華政策上的左右搖擺乃至前後矛盾的表現讓人頗為錯愕：一方面，約翰遜當局的多位頭面人物緊密追隨華府的「人權與抗疫」外交大棒，於新疆、香港及世衛組織武漢調查團等問題上對中國火力全開，橫加指責。

如果說上述口水戰還只是雷聲大雨點小的「政治做秀」的話，英國政府在本月初直接吊銷了中國國際電視台（CGTN）在英國的營業執照則是對華府新主實質性的「獻地輸誠」。

另一方面，約翰遜（Boris Johnson)本人卻屢次在不同場合提醒英國政壇不要集體陷入「偏執的反華癲狂」之中，甚至於私下通過《南華早報》表達了對中資企業「無以復加」的喜愛之情，並力促恢復因香港國安法問題而中斷的中英經濟財經對話。

毫不誇張地說，在對華政策上反覆無常的搖擺是唐寧街方面在脱歐以來力推的「全球英國」戰略陷入窘境的最為生動之寫照。為何這一看似合理且雄心勃勃的戰略會在其推行伊始便陷入如此被動的境地？

如果只看英國脱歐派精英們所描繪的宏圖偉願的話，其中確實有一套系統且內在自洽的邏輯所在——這一點從脱歐公投動員到之後的「全球英國」戰略的提出都清晰可見。

「只要我們離開歐盟，那些來自東歐的窮鬼們就再也無法來英倫三島搶走本該屬於我們的飯碗。只要我們離開歐盟，我們將能夠重新全面掌控自身的命運，而不用成天和布魯塞爾那套宂長繁瑣的官僚程序一再拉扯，徒耗精力」——彼時，類似這套極具煽動力的公投動員說辭為「脱歐黑天鵝」的最終出爐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與投票動員相比，脱歐派精英在此基礎上規劃的後脱歐時代「全球英國」戰略更有着某種令人無法抗拒的吸引力。在這一戰略構想中，脱歐之後的英國將獲得某種無與倫比的戰略自主空間。屆時，唐寧街方面可以通過對英國傳統三環外交——核心為英美特殊關係，次環為英聯邦體系，三環為對歐關係——舊瓶裝新酒般的改造，來達到這一戰略的目標。

具體操作手法上，脱歐派精英們一方面寄望於通過強化英美特殊關係，為唐寧街在英歐博弈的棋局中增加決定性籌碼，甚至希圖在某種程度上再造英國的歐陸平衡手角色（上世紀初英國的經典地緣角色）。另一方面，脱歐派精英希望通過重整英聯邦體系，試圖在美歐之外創造出新的戰略騰挪空間。

然而，脱歐派這套基於20世紀上半葉的地緣條件才能實現的設想終究是一場「帝國幻夢」而已。類似的地緣條件在冷戰時代已經不復存在，這一點1970年代力排眾議帶領英國加入歐共體的前首相希思（Edward Heath）有着清醒認識。

彼時他本人在參加議會下院相關質詢時尖鋭指出「假如我們錯失這次機會的話，那麼英國將在未來的全球格局中徹底淪為一股無足輕重的邊緣性力量」。雖然在冷戰時代英國尚能靠「鐵幕格局」的加持維繫些許英美特殊關係成分的話，但隨着冷戰的結束，維持這一特殊關係的代價對英國來說愈發高昂。

由於歐盟實力劇增，華府精英對英國在跨大西洋盟友體系中的定位持續下調。因此，假如唐寧街方面想維繫乃至強化這一特殊關係的話，必須付出極為沉重的代價，這種代價有時甚至會傷及英國的核心利益——近來因唐寧街方面全力追隨華府的對華遏制戰略而造成的中英交惡就是這方面的典型。

與英美特殊關係相比，英國經典外交戰略的次環——即英聯邦體系似乎看起來更為樂觀一些，至少英國仍然維持着名義上的宗主權。

但細究之下仍然困難重重，以澳洲和加拿大為例，兩國雖然仍在名義上歸屬英國的「王化之下」，但唐寧街方面對兩國的內政外交幾乎喪失了發言權，而只能由全球第一強權美國「代行王事」。至於南亞第一強權印度雖然受英國殖民遺產影響頗深，但唐寧街方面仍然無法從根本上影響新德里的核心決策。

不幸的是，當下活躍的英國脱歐派精英或出於意識形態執念，或出於難以自拔的「帝國幻夢」，對英國當前面臨的地緣戰略窘境要麼充耳不聞，要麼自大漂浮。在這種環境下，希思半個世紀前的警吿或許正在唐寧街方面無謂的內耗下悄然向現實轉化。

而中歐關係的最新動態已經為唐寧街敲響了關鍵警鐘：2月25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與法國總統馬克龍（Emmanuel Macron）通話時明確表示中方全力支持巴黎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的雄心。如若法國的這一藍圖成為現實，對倫敦的金融中心地位近乎釜底抽薪的一擊。可以說，留給唐寧街方面進行戰略調整的時間已經愈發有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