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墮胎合法　女性權益改革不應止步於此

阿根廷參議院12月30日以38票對29票、1票棄權的決議，通過了兩年前流產的墮胎合法化法案，成為拉丁美洲最大的墮胎合法化國家，這是該天主教擁有強大勢力的保守地區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時刻。

一方面，阿根廷婦女長期以來都得不到安全的墮胎保障。根據阿根廷衛生部的統計數據，自1983年至今，阿根廷每年因非法墮胎死亡的婦女人數已經超過3,000人。如今阿根廷每年仍有37萬至52.2萬名婦女在缺乏專業醫療照護的條件下接受非法墮胎，另有成千上萬的婦女因與不安全墮胎有關的併發症而住院，這也是造成產婦死亡的主要原因。由此，女性爭取合法墮胎權益的呼聲越來越高。

另一方面，阿根廷參議院2018年8月9日否決墮胎合法化的裁定進一步激起了女性運動團體壓抑已久的追求自由和權利的鬥志。阿根廷作為受教育程度最高、文盲率最低的拉美國家，自此掀起了一場呼籲墮胎合法化的浪潮，而在這場拉鋸戰中，支持「墮胎合法化」的綠色方巾陣營和反對「墮胎合法化」的藍色方巾陣營之間的交鋒也從未停止過。

合法墮胎在阿根廷為什麼這麼難？

在拉丁美洲，天主教有絕對的影響力，墮胎合法化一直存在爭議。教宗方濟各曾明確表示反對墮胎，在政治和宗教的博弈中，阿根廷國會礙於教廷和教宗的施壓，政教互相牽制，國會普遍屈從於教廷所支持的「家庭價值」意識形態。教廷認為人類沒有剝奪他人生命的權利，醫生如果執行墮胎無異於「帶着白手套的法西斯」，其他保守力量團體以及一些奉行「救死扶傷」的醫生群體也堅稱墮胎就是謀殺。這使得阿根廷主張女性身體自主權的聲浪受挫，也顯示拉美地區的天主教力量，在社會心理高度敏感的生育權議題上仍佔上風。

而在政治層面，阿根廷現有政治建制力量也擔心時下左翼進步主義之風產生的新社會力量，將乘女權運動之浪潮，形成新的政治力量，威脅當下的政治資源劃分，乃至影響到國家政局的穩定。此外，民意調查普遍顯示，這個天主教和福音派色彩濃厚的國家大部分公民都反對墮胎合法化。所以支持墮胎合法化無疑會遭到譴責，支持者在做出自由和生命權衡的同時，也面臨很大的道德壓力。

從政治體制來看，阿根廷作為聯邦制國家，即使此前已經通過有條件的墮胎法案，但這一紙條文無法得到完全貫徹和實施，在很多內陸省份，尤其是趨於保守的北部省份，這項法律根本不可能執行。而那些願意為女性實施墮胎手術的醫生一旦被發現，則會被判處4年以上有期徒刑。可見，在聯邦分治的阿根廷進行墮胎，還承擔着沉重的法律風險。更有甚者，操刀醫生更將面臨民間的巨大輿論壓力，人言之可畏有時更甚於法令之嚴。

合法墮胎「政改」到位，「治改」能同步嗎？

此次墮胎合法法案獲得通過，不僅僅是阿根廷基層墮胎權利倡導者和女性團體政治話語權的勝利，同時在更深層面上，也為該國文化和政治格局的其他深刻變化鋪平了道路，這些變化代表着阿根廷社會共識進步的一個里程碑，並使阿根廷成為一個領頭羊，在整個拉丁美洲乃至很多傳統天主教國家都可謂開歷史先河，推動了對平權的追求。

可是從更宏觀的視野來看，阿根廷圍繞女性墮胎權一事多年的社會政治爭執，也凸顯了另一個問題：在解決政治權益的同時，必須也要同步解決造成這些社會現象的根源。

很多社會遇事都在爭取政治代表性，認為有了更廣泛的政治代表權，就能掌握話語權，擁有民主自由，便可以解決問題。但以阿根廷為例，一個擁有廣泛政治代表權多年的國家，依舊無法妥善解決女性墮胎權一事。這背後所夾雜的是社會因各類經濟和思潮原因而引發的撕裂，是這些撕裂通過諸如女性墮胎權等議題的呈現，是女性在工作及家庭等場合中地位的獨立性，是國家整體政經機遇的有限所造成的保守和畏變……

所以，從政治維度為女性爭取墮胎權，拓展其獨立性和人生選項，這是從政者重要的工作，亦是選舉體制下需要普通公民發揮其民主責任的時刻；不過與此同時，從政者和公民更應該從稅務改革、企業法投資法完善、長期產業政策等多方面着力，將現有資源的使用效益最大化，這樣才能在「將蛋糕做大」之後，從根本上解決造就種族歧視、性別歧視等問題的經濟根源。

改革總會觸碰到既得利益者的蛋糕，是以只有在經濟情況持續改善的情況下，改革的阻力才能被最小化。這些工作並非憑靠擴大代表權的」政」就能解決，而有需專業而科學的態度，制訂合理而長遠的發展路線，並佐以枯燥、繁瑣而缺乏噱頭的落實推進，是為政治的「治」。

阿根廷如今在「政」的層面取得了難得的進展，可是能否在「治」的層面跟進，繼續因地制宜，善用本國各類資源，創造出更多的財富，並在此過程中為女性創造更多政治、經濟機遇，這才是保住政改成果的真正挑戰所在。如果以墮胎合法化為契機成功推動「政」和「治」的同頻共振，那麼它帶來的就不僅僅是女性地位的提升，更是整個社會弱勢群體覺醒的一道曙光，也是解決社會其他問題的突破口。

廣而論之，以公平正義為準繩，在推動政經資源分配的「政改」之餘，也推動善用政經資源的「治改」工作，對各國都有重要的借鑑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