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場的未來:剖析人類戰爭的四波演化
俗話說:「你也許對戰爭不感興趣。但是,戰爭對你卻深感興趣。」這是托洛斯基(Leon Trotsky)給人類的警語。戰爭對許多人而言,充滿了血腥、衝突、生離死別、毀滅、絕望和殘酷,人人望「戰」生厭,是人性本能。但即使人類再厭惡戰爭、排斥討厭、甚至想避免戰爭,「戰爭之霧」(Fog of war)就如夜霧般,悄悄蔓延到人們身邊而渾然不覺。
研究戰爭的型態,在18、19世紀歐陸的拿破崙戰爭為止,都以「政治」觀點來對其解構、歸納戰爭的樣態。但漸漸隨着人類文明演化、特別是工業革命後對戰爭機器的改良、戰術與戰略急速改變,戰爭面貌不再僅是「純政治」的衍生物。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是所有不該出現的偶然之碰撞,甚至被史學家視為「經濟過度依賴」的後果,影響到經濟學上《依賴理論》(Dependency Theory)的學理論辯,與政治關係相對不大。
從1970年代末、初始的電腦及網際網路面世,未來學者托佛勒夫婦(Alvin and Heidi Toffler)提出「第三波」(The Third Wave)概念,來試圖概括人類文明演進新面貌。簡單而言,「第一波」文明,從狩獵採集進展到農業畜牧社會。「第二波」文明,人類經由工業革命進展到工業社會。而「第三波」文明,則定義人類進入「後工業化」時代,因電腦資訊與網路發明,「資訊/知識」替代工業產品,成為影響社會發展的重要工具。
他們隨後所著作的《新戰爭論》(War and Anti-War: survival at the dawn of the 21st Century),也將人類過去二千數百年來的戰爭演進,依當時社會環境、人類文明程度、以及用於戰爭的武器與工具而歸納之。
就「戰爭」樣貌來說,「第一波」戰爭是屬於狩獵採集至農牧社會的衝突,那個社會是階級分明、統治鬆散、沒有明確國家、國土概念的領土和資源掠奪與反抗行為。施行作戰的主體是貴族、武士、騎士等封建階級,用金錢、威嚇或其他誘因來臨時編組平時進行農、牧工作的被統治階層。這時的戰爭是以貴族為主、鬆散編組的農、牧民參與作戰,沒有統一服飾武器,被金錢或威逼利誘而來作戰的平民,還要自籌經費購買盔甲和武器。
以日本來說,戰國時代的各藩國的「合戰」,動員人數往往不超過十萬人。作戰時,避難的農民商賈在戰場山坡上邊觀戰邊野餐、當成類似「廟會」的熱鬧事件的情景被歷史所描述。這個時期,戰爭與一般人的距離很遠,人類雖受戰爭波及而受難,但戰爭結果和多數人並沒有太直接關係。
而「第二波」戰爭,則受工業革命影響,在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活層面上改變戰爭面貌。由於工業化社會的特徵,是大量生產、大規模分布、大量消費、制式教育和娛樂、大眾媒體傳播等新式的科技與概念主宰社會。大規模徵召的市民士兵、統一制服、武器,呆板的戰術,士兵只是戰爭機器中的小螺絲釘。也由於工業革命機器,帶來大規模殺傷毀滅,故傷亡人數不斷攀升。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首月,死亡人數就超過100萬。克勞德塞維茲(Carl Philipp Gottfried von Clausewitz)也說過,「戰爭是推展至極限的暴力行為」,這為「第二波」戰爭下了最好註解。
二次大戰後,歷經了第二波戰爭最恐怖的篇章——核爆之後,人類頓時無法再追求「工業風格的合理化作業達到極致」的戰爭美學。戰後,殖民地紛紛獨立、區域低度衝突戰爭紛起,特別是法、美兩國在中南半島遭受的挫折:「高度第二波文明的軍隊,竟被僅有第一波文明能力的叢林游擊隊給打得落花流水」,第二波戰爭註定打贏第一波戰爭的神話破滅,而問題的解答則在中東出現。
1973年的贖罪日戰爭(第四次中東戰爭),是第二波戰爭「轉型」的一場奇跡。以色列被數以萬計的阿拉伯國家坦克部隊南北包夾,全國僅有170輛中古山寨坦克,卻奇跡式擊退敵軍。憑藉的是以色列國防軍指揮官破除教條的靈機一動:將僅有空中密集支援火力,從即將瓦解的北方防線,緊急調到南方,全力打擊敵軍坦克部隊補給線。這個靈機一動,改變了戰爭的僵固教條,也讓原本準備動用核武來挽救以色列的美國,見識到戰場革命的前夕。
美軍就如同通用汽車、IBM、AT&T等公司一樣,在第二波文明世界中,是趨近完美的組織。也就是很完美地「由上而下、集中、大量、重複的線性作業」系統,這是第二波文明經濟與工業革命發展到極致的組織特徵。但越戰的慘敗和贖罪日戰爭的勝利,說明了「起跑點的優劣,並不足以決定最後戰果,誰的陣仗比較大還是比較小,根本沒有實質差別」,唯一重要的,就是「誰掌握戰略先機(initiate)」。
與通用汽車、IBM、AT&T等這些大怪獸型的金字塔組織企業一樣,美國軍隊同樣面臨轉型困局,因為「官僚盛行、山頭林立、應酬交際大行其道」,尤其既得利益者的負隅頑抗,都是上述大型組織改革困難之處,軍隊就和現代官僚體制一樣,是最抵制創新概念的。
由於越戰慘敗的教訓實在太深刻,美軍硬是比IBM這些企業要早就體會到「改變」的重要。美軍學習到要重新檢討對「大量」的執着,必須進行類似以色列的「深入作戰」(Deep Battle),打擊敵軍後方,且指揮型態都務求學習以色列,從指揮將領到前線士兵,都能夠「同步作戰、即時控制」。
因此,美軍在1973年,創立「訓論指揮部」(TRADOC),這是美軍「軍事事務革命」(RMA)的肇始。其產生結果就是1993年6月14日推出的《戰地手冊100-5(FM 100-5)》,這本準則(Doctrine)揭開了第三波戰爭之始。其中,揚棄「務求量大」概念,強調「變通」(Versatility),認識到「知識」遠較「物質、金錢、能源」重要,「知識」是第三波戰爭的核心資源,承載知識的「資訊」,其珍貴度有如二次世界大戰的石油資源一般。
此劃時代改變,從美軍於越戰後實施全面募兵開始,而《FM 100-5》準則精神,最重要的「深入、同步、即時」的作戰要求,都被置入於當時正開始研發計劃的美軍下一代武器上,如M-1坦克、布萊德雷步兵戰鬥車、AH-64阿帕契戰鬥直升機、愛國者防空飛彈、J-STAR(E-8戰場管制機)、MLRS模組化多管火箭系統和ATACMS炮兵導彈上,這些武器最重要的特徵,就是對《FM 100-5》準則裏面規範「空陸戰」(Air-Land Battle)進行準備,是以贖罪日戰爭經驗的再強化。
空陸協同作戰能力的施展,必須仰賴前線士兵和後方指揮體系「同步連線」和「即時決策」,此種要求剛好結合電腦、網路的第三波文明模式裏,從軍事組織、作戰指揮等革新開始,務求所有士兵的「知識/資訊」能力必須提升,美軍甚至要求士兵在戰場上「質疑權威」(Questioning Authority),甚至要「自我否定」,絕對不戀棧「光榮傳統」。
最前線具有「知識」戰力的士兵,遠較指揮官還要有「狀況意識」(Situation Awareness)。美軍成為全球第一支會「質疑自己」的軍隊,這些變革須藉由電腦與網路來達成,故美國國防部的先進計畫研究署(DARPA)幾乎在贖罪日戰爭爆發的同時,發明了「網際網路」(Internet)這個技術,正逢其時。
第三波戰爭的真實面貌,至此已很清楚。託佛勒夫婦在《新戰爭論》裏面描繪的第三波戰爭:「一群不到萬人的精鋭士兵,在前線進行精確打擊,後方由數十萬人的電腦工程師,給予資訊、能量、協調和補給的支援…」的畫面已經成真。1991年第一次波灣戰爭,美軍以此獲致空前勝利。號稱世界第四強的伊拉克軍隊,擁有讓人咋舌的數量龐大坦克、戰機與導彈,是傳統「陣容龐大」的第二波軍隊,在小批精鋭戰士、空陸一體精準打擊的第三波美軍面前,僅數日就瓦解殆盡。
第三波軍隊,已證明了它的戰力:知識,幾乎可打擊一切有形敵軍,尤其是那些無法掙脱出第二波文明泥沼,「組織龐大、官僚繁雜、應酬不斷的金字塔組織、軍容壯盛、整齊又幹淨、行禮如儀」的軍隊,這些軍隊根本不是第三波軍隊的對手。所以,第一次波灣戰爭後,世界各國紛紛效法美軍的《FM 100-5》準則,根據自己國家需要,發展空陸戰,拚命利用電腦、網際網路迅速發展,轉型可進行第三波戰爭的軍隊。但此時,戰場面貌卻也正悄悄快速改變。
電腦和網際網路,改變了世界的經濟和社會結構,帶來第三波文明,甚至創造「第三波民主」。但文明進步是兩面刃,急速進步,也帶來威脅面貌的急速轉換。軍隊可以使用網路、知識來贏得戰爭,極端主義、無政府思想、種族、宗教恐怖活動,同樣也可接近利用網際網路來組織、編練武裝,甚至還可以宣傳。
從911事件、阿富汗戰爭與第二次波灣戰爭中,美軍遇到新挑戰:「第一波文明的戰士,使用第三波武器和戰術」。面對這前所未見的模式轉變,「戰爭之霧」的改變讓人吃驚,此時開始有人思考,隨着電腦、手持通信設備、網際網路迅速發展,以及新材料科技(材質、發動機),「第三波」戰爭是否要過渡到「第四波」了?
對於「第四波」戰爭的定義,目前軍事科學界還有頗多討論,需再深入歸納與推理。但隨着第三波戰爭技術已達極致,有人與無人載具,隨着電腦晶片、遙測技術、人工智能的發展,已成未來戰場最重要特徵。但是單單靠着這些具備遠距遙測技術操控的所謂「第四波」戰爭機器,卻可能在戰場上會面對手持土製炸彈(IED)、口中念着宗教口號、不畏懼死亡、施展第一波文明手段的孤狼極端分子。要如何在高科技和低科技戰爭機器交鋒中求勝?
隨着網際網路建構已驅成熟,人人都能平等使用網路、獲得知識、取得資源的「第三波民主」下,再來就是「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IoT)時代的來臨。在軍事科學上,「武聯網」(Network Enabled Weapons,NEW)概念,已經開始被廣泛討論、甚至研發相關關鍵裝置。
美軍在1990年代開始新開發一連串「聯合」(Joint)開頭的武器裝備,都是為「武聯網」戰爭時代進行準備。例如如JSF(聯合打擊戰機)、JDAM(聯合直接攻擊械彈)、JSOW(聯合距外武器)等,精神都在於將所有的武器「上網」(Network Enabled)。
以F-35「聯合打擊戰機」來說,它的設計重點,已不在傳統戰機重視「纏鬥性能、高攻角優勢、高速高空攔截」等「比武」優勢,而是強調它的「武聯網」特性。
一架F-35戰機,不僅本身具備匿蹤機身,有不錯的空優與對地打擊彈藥。但更重要的是,每一架F-35都是「空中感知載台」,每一架戰機不只使用自己彈艙內的彈藥火力,還可以直接啟用「武聯網」,指揮海上船艦、陸上數位戰士以及無所不在的海陸空無人載具發動攻擊。每一架F-35戰機都可進行空中管制,駕駛員的地位融合了傳統戰機飛行員和戰場管制官的身份,這是第三波戰爭組織中,「扁平化、蜂窩化」組織取代「金字塔」組織的再進化:也就是美軍定義未來戰爭的一個特徵:「Any Sensor, Best Shooter」能力,即所有無人/有人系統都能夠知曉戰場狀態,再由最佳射手進行攻擊。
總結而論,雖然對未來戰爭面貌的描繪,還需進一步驗證,但資訊科技演發展飛快,與此發展同時,人類思想也開始極端化、教條化,民族間宗教極端主義衝突,加上地球環境惡化,大規模疾病、糧食水源短缺,資源掠奪風險顯著提高,未來戰場面貌為何?如今依舊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