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俄角力不止 吉爾吉斯「顏色革命」向與民主無關
自從10月4日吉爾吉斯國會選舉結果公布以來，多個敗選政黨發起的抗議騷亂已造成至少1人死亡、686人受傷，互不統屬的反對派還爭相推舉不同人選試圖搶奪總理一職。而身處風暴核心的總統熱恩別科夫（Asylbek Jeenbekov）則呼籲儘快恢復秩序與和平，並於10月9日宣布首都比什凱克進入緊急狀態。
面對這場動盪，不免讓輿論懷疑是否這又是一場「顏色革命」。
吉爾吉斯的政治沉痾既有貪腐橫行、部族主義、經濟滯後等內因，亦有美俄角力的外因，故不易斷定這次波折是否直接源自境外干涉。不過打從1991年吉爾吉斯獨立以降，美國的影響確讓該國政治進程更為複雜。
由於美國決策者延續「世界島」的地緣思維，認定中亞與東歐俱是牽制蘇聯的心臟地帶，前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1928─2017年）亦極力呼籲不能讓任何一個大國單獨控制中亞，因此當蘇聯解體後，美國便迅速欲填補當地的權力真空。從主張建立沒有俄羅斯參與的中亞經濟共同體、推動中亞參加北約的「和平夥伴關係」（Partnership for Peace）計劃、以阿富汗斯坦為中心貫通南亞與中亞的「新絲綢之路」戰略等等，俱是美國用以防堵俄羅斯、中國、伊朗的中亞政策展現。
其中，針對急於融入西方、想成為「中亞瑞士」的吉爾吉斯，美國格外看重之，因為吉爾吉斯的地勢恰好能居高臨下地控扼中俄，貧弱的資源又註定其較易受外援掌控，故加大力度促進其「民主轉型」，藉以建立一個政治與經濟附庸，同時又於1993年在當地建立美國中亞大學，好培育下一代親美菁英。因此在蘇聯瀕臨崩潰前，美國便已迅速邀請吉爾吉斯總統阿卡耶夫（Askar Akayev）訪美，並於1992年通過《支持自由法》（FSA）支持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的政治與經濟變革。
阿卡耶夫為此讚揚美國道：「美國是我們的民主化和向市場過渡綱領的最主要的供血者。美國幫助我們籌集了5.5億美元，而我們原指望的只是3.5億美元。美國還在國際組織中捍衛我們的利益」，並聽從美國意見加速邁向市場經濟機制，歐美國家亦因渠激進地私有化與形式上的民主化，稱譽吉爾吉斯為中亞「民主島」。
不過，儘管吉爾吉斯有了西方的關注和援助，但依舊無法填補此前其對蘇聯及共同市場經濟互助委員會（俄語：Сове́т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взаимопо́мощи，縮寫：СЭВ/經互會/Comecon）的依賴。蘇聯覆滅後，吉爾吉斯資源被切斷，「休克療法」的自由化市場改革又重挫經濟，使得1991年吉爾吉斯通脹率高達202％，國內生產總值（GDP）亦下降7.8％，1994年更重跌20.1％。
且糟糕的是，連蘇聯都無力徹底消滅的部族主義，又在西式民主的政黨政治機制下被大大激化，這點連阿卡耶夫都有所警覺。
渠於1994年說道，「儘管吉爾吉斯人擁有共同的語言，共同的歷史傳統，但現在部族主義和地方主義開始抬頭，要知道在民族團結薄弱的情況下，分離主義可以輕而易舉地紮根」。但移植西方制度的吉爾吉斯未能扭轉此困局，數百個政黨接連成立與消亡，競逐有限的政治資源，同時外國非政府組織（NGO）也大舉進入以「教導」當地人學習「民主」，這都更碎片化了吉爾吉斯的政治版圖。
根據統計，2005年時吉爾吉斯便有1,010家的國際非政府組織，2014年本土與國際的NGO合計更高達10,414個。但註冊的合法NGO僅有數百家。但吉爾吉斯人口迄今不過才約654.2萬人，政黨與NGO密度如此之高，客觀上委實不利凝聚民族與政治認同。
此外，由於天山山脈橫亙，導致南北經濟與習俗差異，又激發吉爾吉斯的南北矛盾。本以遊牧為主、但工業化較早因而掌握政經優勢的北部，長期受以農業為主、在私有化變革裏損失慘重的南部仇視，被南部人形容為「冷血惡棍」，且南部又雜居較多烏茲別克人與塔吉克人，使得地域矛盾又混雜民族仇視。故在蘇聯時期，蘇共便任命南北方的實力派人物輪流掌握吉爾吉斯政權，以平衡雙方的摩擦，但仍於1990年爆發吉爾吉斯人與烏茲別克人在南方大城奧什（O'sh）的衝突，顯見雙方的對立之深。
在獨立之後，出身自北方薩雷巴噶什部族的阿卡耶夫把持大位14年，激起南方不滿，遂釀成2005年「鬱金香革命」迫其出亡，改換南方的巴基耶夫（Kurmanbek Bakiyev）執政。結果在2010年，對巴基耶夫不滿的北方反對派又鼓動群眾推翻巴基耶夫——因此部分西方學者也看出，所謂的「顏色革命」在吉爾吉斯根本無關民主，不過是一群人攘斥另一群人的政變。
可歎的是，面對這種地域與民族齟齬，美國卻在一直予以嘉獎和鼓勵，吉爾吉斯的革命反對派成員與媒體，往往都有來自索羅斯開放社會基金會（OSF）、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財力支持，中亞大學的學生亦常成為抗議主力，這無形中令國家意識脆弱的吉爾吉斯局勢更雪上加霜。
吉爾吉斯亦曾嘗試在俄美之間施展平衡外交。但圍繞着美軍瑪納斯（Manas）空軍基地的設置與關閉、以及俄羅斯也自2003年在吉爾吉斯建造坎特（Kant）空軍基地的對峙之勢，吉爾吉斯想以此同時向俄美爭取外援的機心，似乎不甚成功。
2009年巴基耶夫曾以關閉美軍基地為回報，從俄羅斯獲得20億美元貸款與1.5億美元無償援助，再轉手以此要挾美國，要求將原本的基地租金從每年1,700萬美元驟升至6,600萬美元，且巴基耶夫又同意美國新建一個反恐中心。消息傳出後俄羅斯震怒，宣布停止援助與取消石油出口優惠，從而成為致使吉爾吉斯於翌年經濟惡化與爆發政變的原因之一——因此吉爾吉斯要想擺脱大國宰制，恐怕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這回吉爾吉斯的政治危機，仍有部分成因源於外力的長期滲透，不全然是內部問題使然。加上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在今（2020）年2月又公布了新的《美國的中亞戰略（2019-2025）：加強主權和促進經濟繁榮》（United States Strategy for Central Asia 2019-2025: Advancing Sovereignty and Economic Prosperity），強調「無論美國在阿富汗的參與程度如何，中亞都是一個對美國國家安全利益至關重要的地緣戰略地區」，以及暗指俄羅斯與中國為「有害行為者」（malign actors），宣稱要「加強他們（中亞）相對於有害行為者的獨立性；與美國發展政治、經濟和安全夥伴關係」。故對吉爾吉斯乃至整個中亞的地緣圖謀終將不會消退。
至於吉爾吉斯這枚棋子，在美國的棋局中將會如何影響俄羅斯的「歐亞經濟聯盟」與中國「一帶一路」，則尚有待縝密的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