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大選2020｜「否決者政體」：美國制衡機制能否挺住選情考驗？

距離美國大選只剩不到一個月，當前各項重要政策幾乎都面臨難產，諸如大法官提名、紓困案等，因為眾議院、參議院的多數黨不同，以及特朗普（Donald Trump）本人的態度，而有許多爭執。固然就特朗普個人而言，「美式民主」在總統辯論中出盡了洋相，但是選前的政策動盪受到之所以被大選的激化，則主要與美國政治體制有根本關聯。

美國政治制度設計的精神在於權力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因而一方面設置了固定任期的元首（總統）、一方面則有兩院制的國會牽制前者以及彼此牽制，更還有聯邦最高法院執掌司法獨立性。希臘裔美國政治學者切貝理思（George Tsebelis）從賽局理論出發，將這些「制衡者」稱為「否決者」（Veto Players）。

「否決者政體」的原始立意，在於確保政府和國會權力受限的制度。但在新冠疫情高潮下的大選前，一個個「否決者」們就成為阻礙政策協商和推出的絆腳石，也加劇選情的動盪。

紓困案多次進出國會　未有結果

具體而言，民主黨居多數的美國眾議院自8月7日至今，一直未能與白宮、財政部就新一輪紓困的數額、內容達成協議。對紓困案的規模，民主黨喊價高、共和黨喊價低，而眾議院、參議院分別又是民主黨與共和黨掌握多數，再加上白宮因素，各方持續處在僵局當中。

期間參議院曾在9月10日表決共和黨提出的3,000億美元紓困案，但因民主黨以延長辯論的手段干預，表決必須先高於60票終止辯論，才能針對法案進行簡單多數決，最終在終止辯論的投票就未能達標，法案也沒有通過。10月1日眾議院則通過了2.2兆美元的紓困案，但目前參議院顯然不會同意，10月19日參院復會後的發展並不是太樂觀。

兩院之外，具有法案否決權的總統特朗普則威脅，「我贏了（總統大選）之後才能談紓困法案」，一旦紓困法案或通過，而遭特朗普否決，則兩院需要以三分之二多數決贊成，才能確認法案。

大法官任命權 兩種看法

另一方面，美國大法官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於9月中逝世後，遺缺如何遞補，也掀起嚴重的論戰。民主黨認為，9月初已開始總統選舉的投票，形同進入政權移轉階段，不應在大選塵埃落定前，就先任命新任大法官；特朗普則表示，他的任期是四年，不是三年，當然有權提名繼任大法官。

由於美國憲政設計是三權分立，最高法院也是一個「否決者」，但是影響力可能比國會議員和總統持久，因為大法官的任期是終身制，處理的往往又是最具爭議性的政治爭端，分居自由派與保守派的大法官，多一票、少一票都動見觀瞻，立場搖擺的大法官更是舉足輕重。

而總統提名大法官後的同意權，系由參議院行使，目前美國參議院的100席中，共和黨握有53席，在選前以多數決通過巴瑞特的任命，其實沒有什麼罣礙，民主黨居多數的眾議院再怎麼不滿，對此並沒有否決權，只是這次任命可能會激化美國內部的對立、影響日後政局發展。

各方皆不滿於現狀 卻無法齊力改變

新冠疫情持續影響下，美國是否還需要更多的政策刺激措施？答案是肯定的，兩大黨都支持推出新的紓困，但是應該怎麼紓困、要紓困多少，雙方的政策落差就很巨大了。

三個月來的紓困談判，可以看到兩黨逐漸尋求共同點，民主黨把願意接受的紓困規模下降、而共和黨則提升，但是當差距拉近到民主黨的2.2萬億美元以及共和黨的1.6萬億美元后，看似就受阻於一道無形的牆，沒辦法更加趨近，僵局好像無法打破。

歸根結柢，這仍是因美國政制賦予許多個體或集體行為者否決權，在分立政府相互否決權下、政治責任就難以釐清，換句話說，否決者可以卸責給其他否決者，因而選前的政策產出就會極為動盪；否決者將會如何改變行為，似乎只能先看美國大選結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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