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與鄉之間：關於美國市郊的想像和現實
從今年7月特朗普撤回奧巴馬時代的公平住房政策，試圖爭取郊區女性選票，到9月拜登批評現任總統對加州大火處理不當、藉機譴責特朗普否認氣候變化會讓大量市郊消失在森林大火之下，大選將近之時兩位總統候選人紛紛在市郊問題上做文章，毫不掩飾爭奪市郊地區選票的意圖。畢竟，真正讓特朗普在2016年贏得大選的，既不是當時美國許多左翼精英媒體所認為的「鄉下人」，也非向來便是民主黨囊中之物的城市選民，而恰恰是介於兩者之間的「市郊派」。
美國智庫尼斯卡寧中心（Niskanen Center）研究人員Will Wilkinson指出：「一個地區的人口密度越大就越傾向於民主黨，人口密度越小就越傾向於共和黨。」的確，從地圖上看，屬於鄉郊的絕大多數州（如北部的北達科他州、懷俄明州、蒙大拿州等）都由共和黨掌控，而人口密度最大、被歸為城市的州（如紐約州、伊利諾伊州等）則幾乎都掌握在民主黨手中。這就意味著真正有可能左右選情的關鍵州落在了處於兩者之間的市郊。
與充滿活力、被譽為「大熔爐」都市紐約、或是幅員遼闊的中西部鄉村不同，這些所謂的市郊地帶並不那麼為外人所知。可實際上，市郊之於美國的重要性，是即使將其稱為「市郊之國」也不為過的。美國政府2017年全國住房調查亦顯示，大多數的美國人認為他們生活在市郊。那麼，這個介於城與鄉之間的區域、以及美式市郊生活，究竟是怎樣的呢？
理念中的市郊
從特朗普為贏取「市郊派」選民所採用的措施之中，為市郊家庭重新創造安全的環境是他「招牌」策略之一。在傳統意義上，這的確正中人們對市郊生活的核心想像。在離中心城市不到一個小時的車程之外，一棟棟獨立式洋房構成的居民區裏住着以白人中產階級為主的家庭。母親專心養育子女、操持家務，父親則是是家庭的經濟收入來源，每天或驅車前往中心城市工作、或是在市郊範圍內上班，幾個子女在大學以前則就讀於社區內的學校，在一片安逸祥和的居民區裏，家長放心讓孩子每天自己步行或是在家門口等待搭乘黃色的校巴去學校。
正是這般對「安全穩定的家庭生活」的渴望，使市郊像一塊巨大的磁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吸引大量中產階級人口在市郊聚集。他們一方面是在當時聯邦政府的住房政策、興建大型基礎建設工程的政策激勵下來到市郊地區，另一方面則是想要逃離中心城市裏複雜的階級和種族構成等「危險因素」。
《新加利福尼亞》一書的作者Dan Walters曾這樣形容：「『加利福尼亞』的理論，就是『我買了這座房子，它是我的，這就是我的小天地。』而人們買下房子後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房子四周築起6尺高的圍牆。」作為早期市郊發展的代表之一，加州的房地產業在當時迅速崛起，美國的白人中產階級家庭在加州、以及全國各州城市周邊構建起了屬於自己的市郊生活圈。
而隨着市郊的快速興起和壯大，「市郊之國」一說應運而生。1990年，美國有14個州的市郊人口佔據了該州總人口的絕大多數。縱使今天的郊區居民鮮少再在鄰里之間豎起高高的圍牆，這個以當年加州為代表的市郊生活理想至今仍然在延續。美國最受歡迎的家庭情景喜劇之一《摩登家庭》（Modern Family），也幾乎完全以這樣的生活方式為藍本，講述Dunphy一家五口在加州市郊的。
不過，這種固有觀念當中市郊生活的景象，在現實中已經產生了許多變化。
「貧民郊區」：Slumburbia
在美國喬治亞州（Georgia）的格威納特縣（Gwinnett County）——一個鄰近亞特蘭大市（Atlanta）的市郊，越來越多與中產階級相去甚遠的家庭在這裏落戶。每天下午3點多，黃色的校巴駛過幾間汽車零件商店、幾家賣甜甜圈和漢堡的快餐店，在一幢看上去像是破舊不堪的汽車旅館的建築附近停下。這棟只有三層高的鵝黃色牆面建築立着寫有「Norcross Extended Stay」（諾克羅斯長住旅館）的招牌。附近隨處可見的類似於「諾克羅斯」的汽車旅館，如今就是不少在附近上學的孩子們的家。
除了幾家快餐店，附近還有一家巴基斯坦餐廳和一個印度教寺廟。沿着孩子們的回家路，能看見癟着輪胎、被停放在一旁的車輛，還還有堆成高高的一疊、被丟棄在一座民居之外的床墊。這個與「理想市郊生活」截然不同的景致，是如今美國市郊的另一面，人們把它稱作「Slumburbia」（貧民窟slum與郊區suburbia的結合）。
隨著中心城市的房價上漲，越來越多的普通家庭被逼出城市，轉而搬去市郊地帶。這些地方的原住民、也就是二戰後陸續搬來的中產階級，由於當年建造起來的房屋漸漸殘舊而搬到更遠的市郊地帶以創造更新、更好的生活空間，由此為普通家庭騰出了相對廉價的住房和生活空間。
然而，與城市地區不同，原本聚集着中產階級人口的市郊缺乏中等收入的工作和職業發展機會，甚至連人們工作必需的公眾交通設施都沒有。為爭取生存空間而來到市郊的普通民眾，此時發現他們找不到合適的工作、或者相同的工作給不了他們同樣的高收入。無法承擔房貸的家庭只好「暫時」把家安在了旅館裏，然而，時間的流逝並沒有使這些問題得到解決，人們賦予新的生活希望的市郊地區，反倒成為了一個巨大的貧窮陷阱。
根據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的數據，2000至2011年間，亞特蘭大市周邊市郊的貧窮人口增幅達到了159%，同時期，亞特蘭大市處於貧窮線以下人口數量卻基本不變。這樣的現象不止在亞特蘭大市的市郊出現，美國智庫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8年的調查數據顯示，2000年以來，美國郊區的貧窮人口比重相對城市和鄉村有了大幅度的增長，當中，市郊的貧窮人口增長了51%，城市和鄉村的增幅則分別只有31%和23%。
像格威納特縣一樣快速興起的市郊，不再是幾乎完全由白人中產階級佔據的領地，乾淨的街道、由清一色的白色牆體構成的獨立式洋房，經過細心修整維護的草坪——這些景象也被色彩陳舊、暗淡的汽車旅館和低矮的公寓樓所取代。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少數族裔的居民搬入，也改變了從前以白人為主的人口構成。在2009年，格威納特的少數族裔數量已經超過了白人人口。
除了人口構成，傳統觀念當中「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分工也早就被打破。從美國勞工統計局所提供的全國性數據看，1950至2020年，美國已婚女性的受僱用率從當年不到30%提升了超過20個百分點。
20世紀美國市郊孕育出的「美國夢」，以及懷着這個夢而來到市郊的形形色色的美國人，讓如今的美國市郊成為了一個複雜的兩面體，它仍然保留着引人嚮往的中產階級生活區，卻又造就了「貧民郊區」的現象。不過，即便是普通美國民眾，大概仍有許多人的腦海裏保留着對市郊傳統的想像。而在市郊成為大選關鍵戰場的當下，這想像與現實的落差對兩位候選人而言很有可能是致命的。了解市郊如今的真實面貌、以及變化了的市郊人口和他們的訴求，是贏得市郊選票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