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kTok風波給日本的啟示：這才是東京對五眼聯盟的真實興趣

直到8月上旬，西方世界仍期待東京能有什麼異變。自從日本防相河野太郎於7月21日參加了英國下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董勤達（Tom Tugendhat）主持的「保守黨中國研究會」在線會議，即席提出了「日本加入英美協議（UKUSA）」、「參與五眼聯盟（Five Eyes Alliance）」的建議。可直到8月5日，日本一側對其仍興致寡淡。

環顧從東京當局到日本各地方「自治體」（即地方政府）的態度，身為「經濟動物」的日本對於參加國際情報組織的興趣，可能遠不如日本對近期TikTok在美國的遭遇濃厚。

經濟動物的靈敏嗅覺

在美國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迫使中國科技企業字節跳動（ByteDance）出售旗下短視頻軟件TikTok的美國業務後，東京的自民黨議員們也在7月28日開始密集商討「限制TikTok在日使用」。以前經濟高官甘利明為首的「規則形成戰略聯盟」的69名議員們要求當局「留意中國軟件的風險」，「應注意動搖社會的話題」。

到8月上旬，相對於日本加入「五眼聯盟」尚無準信，東京一側在TikTok問題上的態度卻跟着特朗普一起搖擺。

在得悉特朗普已成功脅迫字節跳動啟動了剝離TikTok的美國業務，並有望在9月15日前賣給美國後，日本各地開始稍稍緩和口氣，部分媒體甚至建議讀者將心比心，回顧20世紀80年代時日本產品在美國的不公正待遇。

東京一側在經濟問題上的「美日連攜」效率之高，也展示了日方對美國主導的「同盟」的重心與經濟有關。即便日本也會跟着美國強調「價值觀」，但最終的落點仍在經濟上。

東京方面在近兩個月間對歐美大國的曲意迎奉是頗為經典的。這其中最為突出的莫過於港版國安法風波後，相對於英國、美國、澳洲、加拿大四國高調「譴責」北京，進而施加嚴厲措施，日方從一開始就僅強調東京對「一國兩制」框架的注重，以及未來「將與相關國家緊密合作，適當地加以對應」的可能。

這種局面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比起歐美各國在港的經濟利益，在香港的外資企業中，日本企業至今仍為最多。據港府資料，進入香港並設置辦事處的日本企業在2019年有1,413家，較之2018年增加了20家。有750家日本企業專門設立了香港總部，其業務聚焦在飲食、零售業上。一貫比較重視現實利益的日本，無疑比其他西方國家更希望香港局勢能夠穩定，以保障日本在香港的經濟利益。

日本的利益在何方

其實，東京自1960年簽署《美日安保條約》後，其着眼點一直以日本的利益尤其是經濟利益為最大考量。

在東京看來，儘管特朗普政權確立後，他不僅於2018年指責「日本對美貿易不公平」，還就2018年美國對日本貿易赤字為580億美元向東京施壓，但這較之美日六十年盟約關係帶來的利益，仍是可以勉強接受的。

東京仍需要利用這種盟約關係，為自己謀求最大限度的利益與發展空間。這也是日本戰後至今的國際生存哲學，即東京不會參加無利可圖的國際組織。因此，日本對「五眼聯盟」的真實態度也可以預估：這一聯盟除去交換情報，甚至將自己置於監視之下外，並不能給日本換來實際的好處。

「五眼聯盟」的核心是美、英等五國運作了幾十年的監聽、監控及一系列情報組織，其主要運作方向以北大西洋公約（NATO）國家為主：在「五眼」的核心之外，還有包括丹麥，法國，荷蘭和挪威的「九眼」及在「九眼」基礎上加入德國，比利時，意大利，西班牙和瑞典構成的「十四眼」。美國國安局（NSA）等機構一直維持對其的長期監控與刺探，考慮到東京方面2011年就拒絕為NSA刺探太平洋光纜情報，安倍當局對其的抵觸是可以想象的。

安倍政府一直反對任意外國間諜組織在日本的活動，日方已在2013年通過《特定秘密保護法》，它確立了「間諜行為」在日本從10年徒刑到罰金的詳細處罰原則。至此，東京方面也開始卸下了自冷戰以來的「間諜天國」稱號。

於是，外界如果仔細品味從7月22日到29日的一周間，就不難發現河野太郎對「加入英美間諜同盟」以及「日本想參加對華包圍網」的意圖終究是寡淡的，這種意願包含着「歡迎英國航母前往遠東」的揶揄。雖然歐美尤其是英國《每日電訊》、《衛報》、英國廣播公司（BBC）等媒體對其熱捧不已，但在日本，就僅有《產經新聞》一家媒體發佈了兩篇記者通訊。東京方面的這種實際態度也顯示出了日方在重大問題上的持續謹慎立場。

歷史的經驗已經可以解釋一些問題，東京方面自戰後以來，一方面不會加入美國主導的朝鮮、越南戰事，另一方面也不會拒絕美國的戰爭訂貨，不錯過讓戰後日本經濟起飛的關鍵機會。而今，東京一側在新冠疫情帶來的蕭條局面下，恐怕也不會輕易邁出輕率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