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衝突】莫迪持續承壓　邊界衝突的效能有待檢驗

7月中旬，加勒萬河谷（Galwan Valley）衝突的熱度在印度主流媒體中略有降溫。拉賈斯坦邦的政治危機、北方邦的大洪水、CBSE12年級考試（即印度高考）以及愈發嚴重的新冠疫情，都比暫時可控的拉達克一線對峙和枯燥的中印軍長級對談更值得關注。

但對印度的政治、軍事人士來說，問題可能才剛剛開始。面臨着解放軍近幾十年來在中印邊境愈來愈突出的現實壓力，莫迪（Narendra Modi）當局不免面臨繼續承壓的態勢。

在1962年戰爭之後的40年中，印度一直將中印邊境（LAC）與中巴邊境（LoC）區別對待。印軍雖然會基於英屬印度的慣性對南亞小國展示肌肉，但面對中國就有所不同。待得進入21世紀，從新德里到印度軍隊一直仍對北京有明顯的忌憚。

在印度人民黨（BJP）第一任總理，莫迪的「導師」瓦傑帕伊（Atal Bihari Vajpayee）當政期間，印度也借1998年的五次核試驗、1999年的印巴戰爭，以及瓦傑帕伊2003年的訪華，證明了新德里對伊斯蘭堡的胸有成竹與對北京的謹慎及重視。

到2010年前後，印度軍方的對華策略仍然深受1962年戰爭的影響，印度知名軍事雜誌《力量》（Force）曾諷刺印度對華策略「以友誼、多愁善感、恐懼、怯懦綏靖、邊緣政策、一廂情願和介入為特點」。不過，印軍內部理論人士已經感到了「威脅」。

在2010年時，中國軍隊即有能力在短期內向中印邊境地區運輸30個師、45萬人的部隊，對印形成3比1的絕對優勢。薩哈格（Arun Sahgal）准將等人認為，到2020年前後，中印間的衝突存在從小規模突然襲擊（opening gambit）到有限局部衝突乃至全面升級的可能。

2010年時的印度在中印邊界仍能確保印方並非完全被壓制的一方。遺憾的是，印軍從2013年開始為此準備的，橫跨辛格（Manmohan Singh）、莫迪兩屆政府的山地打擊軍計劃最終胎死腹中。

印度現任國防參謀長拉瓦特將軍（Bipin Rawat）當時曾建議印軍應針對高原作戰的地理特徵，組建既有強大火力又有山區機動優勢的新型山地部隊。但印政府先取消了項目預算。後因財政緊張等因素凍結了方案。雖然到2017年7月到2019年10月間，印度又再次因為洞朗危機重啟了該計劃，但這一從9萬人壓縮到1萬人的「打擊軍」計劃至今仍只在訓練階段。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莫迪身處的大環境，尤其是中印周邊的大環境可能已經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可能正如該國軍事專家十年前預言的那樣，由於中國似乎在以「南海造島」的方式來經營中印西部、東部邊境地區的工事，當印度可能難以承受衝突帶來的潛在代價時，前方的解決方案就會變得對中國有利。

1962年的戰事阻止了印度將擴張的思路帶入中印關係，但並未讓印度失去驕傲的資本：三次印巴戰爭讓新德里奠定了南亞地區的主導權，印軍在1988年對馬爾代夫的突襲似乎也頗為成功。可隨着中國再次因改革開放等因素進入了新德里的視野，北京的重要性也再次提醒新德里當局。

在21世紀的前10年，同樣在高速發展的印度認為面對中國尚可一搏。到2020年的今天，印度對內面臨經濟發展瓶頸和政治掣肘，對外則愈發對邊界局勢失去控制，而當新德里審視北京，中國已然足以與美國展開多領域角力。如何習慣並應對這種新的中印關係，適應周邊壓力，將會是新德里曠日持久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