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新常態：如果最終也沒有疫苗？
「對於一些病毒，我們仍然沒有疫苗。我們不能絕對地假設疫苗終將出現。」向來對新冠病毒疫苗不太樂觀的倫敦帝國學院教授、世界衞生組織（WHO）特使納巴羅（David Nabarro）上周一（5月4日）在媒體面前再次警告世人。「所有社會都必須準備好視新冠病毒為長久威脅的防衛能力，以及在病毒之間進行社交與經濟活動的能力。」這句話並不是危言聳聽。
正當意大利總理孔特（Giuseppe Conte）上月底宣布允許近450萬製造業與建造業工人於上周一復工之際，他就指出在這個抗疫的「新階段」，「我們要與病毒共存」。
上周四（5月7日），在同樣逐步容許商店開業的德國，其疾控機構羅伯特．科赫研究所（Robert Koch Institute）也宣布停辦自2月開始舉行的新冠疫情例行簡報會，標誌疫情進入「新的階段」。研究所副所長沙德（Lars Schaade）明言：「很明顯，這個病毒不能在德國被徹底消滅。這是我們的共識，至少在疫苗與治療出現前是如此。我們將要把病毒建構到日常生活之中，改變我們的行為去減少其傳播。我們將在新的常態之中找回自己。」
在地球的另一邊，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上周一宣布全國緊急狀態令延長至5月31日的同時，也稱這是一場「持久戰」，而在日本經濟與社會不能承受長久封鎖政策的前提下，日本人民「須盡早建立起新的常態」。
在一海之隔的中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上周三（5月6日）也召開會議，期間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也表明要做好常態化疫情防控工作。
科學受制於自然
「新常態」聽起來是個中性詞，可是出自各國政治領袖與主要科學家之口，這卻是對抗疫前景甚為悲觀的判斷——我們在可見的將來也不能在科學上克服新冠病毒，因而只能改變自己的生活模式去最小化病毒的禍害。然而，我們真的有必要如此悲觀嗎？
根據世衞截至4月底的統計，全球有102種新冠病毒潛在疫苗正在開發當中。而以歐盟為首的世界多國及國際組織上周一也承諾斥資74億歐元資助疫苗研究。
目前，疫苗開發在世界各地進行得如火如荼。其中，中國的康希諾生物公司、美國的輝瑞公司（Pfizer）及其德國夥伴BioNTech、英國的牛津大學等多家企業和研究機構已進入了第二階段的人體測試。而且，為了開發出更容易大規模生產，且理論上更為安全的疫苗，美國莫德納公司（Moderna）與輝瑞公司等更用上「信使核糖核酸」（messenger RNA）這個在人類疫苗中未從未被批准使用的技術，將病毒的部份核糖核酸注入人體，指示細胞自行生產新冠病毒外層的尖刺狀蛋白質結構，再引發體內的抗體反應。
在各方的努力與創新嘗試之下，美國過敏症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福奇（Anthony Fauci）更聲言疫苗將在12至18個月內完成，創出疫苗開發史前所未見的紀錄。
不過，不少科學家不敢如此樂觀。美國貝勒醫學院（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疫苗科學家霍特茲（Peter Hotez）就指，「如果星辰排序得宜（指運氣好），這是有可能的，不過可能需要更長時間。」曾花費25年開發出防治嚴重腹瀉的輪狀病毒疫苗的賓夕法尼亞大學疫苗學教授奧弗他（Paul Offit）更直稱福奇是「荒謬可笑的樂觀」，而福奇「自己也知道如此」。
在一般的疫苗開發過程中，經過動物測試之後，須通過三個階段的測試。先是進行小規模的人體測試，主要驗證疫苗的安全性，其後進入以上百人計的試驗，主要驗證疫苗的有效性，最後更要經過在自然疫情環境之中的大規模測試。
目前，新冠病毒疫苗開發的最大挑戰在於第三階段的大規模測試之上。各國現時都在實施不同程度的隔離措施，而且人們也普遍遵循社會疏離的行為規範，要為測試營造自然疫情環境實在困難重重。
有見及此，世衞上周三就發表報告，為主動用病毒感染接受疫苗測試人士的挑戰性研究（Challenge Studies）訂下八大條件，希望為各研究機構加快疫苗開發鋪路。
然而，即使我們能跨過挑戰性研究這道「倫理界線」，新冠病毒疫苗也不是十拿九穩的事。不少長久已知的病毒，至今也未見有效且安全的疫苗，例如1984年被鑑定、會不斷變種的愛滋病病毒，以及與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發現、會引發感冒徵狀的鼻病毒和腺病毒等等-無論人類如何努力，科學也逃脫不了自然法則的限制。
免疫能力以外的救治
除了開發疫苗讓人類對新冠病毒免疫之外，在救治新冠病人的層面，我們仍有三大希望。一是抗病毒藥，二是消炎藥物，三是抗體療法。
在抗病毒藥的層面，美國吉利德科技公司（Gilead）生產的瑞德西韋（Remdesivir），其藥效源於阻礙病毒的複製機制，一直以來獲各界關注。4月29日，美國過敏症和傳染病研究所宣布，瑞德西韋經過逾千人的測試後，被證明可加快新冠肺炎患者康復時間31%，平均需時由15天下降至11天，且讓病人存活率增加3.6%。
另一方面，由於不少新冠肺炎的嚴重患者皆因其抗體系統的過度反應（稱為「細胞素風暴」），導致肺部嚴重發炎而帶來呼吸衰竭，因此消炎藥物也在新冠肺炎治療研究之列。其中，瑞士藥廠羅氏（Roche）出產的雅美羅（Actemra）能阻礙「IL-6」細胞素的細胞受體，減弱抗體反應，目前在一項牽涉129名新冠肺炎病人的研究中，顯示能「大大減少」病人對呼吸機的需要及死亡率。
在抗體療法層面，目前全球已有超過50個研究項目集中發展單克隆抗體（monoclonal antibody），即從新冠肺炎康復者身上精心挑選特定的抗體進行複製，然後製成藥物，有針對性地中和新冠病毒的某部份結構。這種療法可提供暫時性的抗體，對患者應該有即時可見的效果；而且由於抗體可在血液中逗留數周，此種療法可扮演短時性疫苗的角色，因此被形容為過渡至疫苗面世的「抗體橋樑」。
不過，這些抗病毒藥與消炎藥物的初步研究，其成效即使屬實，也只能在邊際上減輕醫療系統的負擔，而抗體療法對於新冠病毒結構的認知要求甚高，在研發上也未必較疫苗開發更為容易。
因此，與其乞靈於奇蹟般的藥物或療法能在短期內出現，不如建立一套能最少化病毒傳播率的新生活常態-畢竟，這一場新冠疫情給我們的一大教訓是，過於謹慎總比謹慎不足為佳。
另一與人共存的病毒？
至於這個新常態具體上會是怎樣，目前我們也只能有模糊的答案。安倍的「新生活模式」就要求人們戴口罩、保持兩米距離、勤用肥皂洗手、回家後馬上更衣、盡量遙距工作，並避免在高峰時段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同時，日本當局更進一步建議民眾避免在公共交通工具上交談、避免與旁人鄰坐用餐，並盡量留在家中運動。
除了這樣頗為顯然易見的個人日常生活操守外，我們的社會與商業結構也許亦將遇上變革。這些改變在近五個月來的疫情中已逐漸得見：網上購物進一步蠶食實體商店的生意；人們重新發現在家煮食的閒情；逐漸習慣在家工作的人（以及他們的老闆）發現辦公室空間再非必要；傳統的電影製作商開始實驗跳過電影院在網上發布作品；遠距離醫療迅速流行起來，並逐漸納入醫療保險範圍等等。到最後，這些新發展無論人類的科學能否戰勝新冠病毒，也許都會在我們的社會中造成不可逆轉的改變。
如果康復後的新冠病人真的有可長久免疫的抗體的話，這種新生活模式下病毒緩慢擴散，最終也許會導致全民到達群體免疫的境地；如果病毒並無可長久免疫的抗體，這套「新常態」終將變成「舊習慣」。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愛滋病初現之時，人們也同樣是不知所措。如今，手中仍然沒有疫苗的我們，在了解愛滋病透過性交、輸血、交換使用針筒等途徑傳播之後，已有在生活習慣上與醫療衞生體制上的各種應付方法，當初對未知的恐懼已然消去。
病毒聽起來可怖，卻是自然的存在，人類活於自然之中，難免也要學習與病毒共存。
上文刊登於第213期《香港01》周報（2020年5月11日）《首季經濟收縮8.9%陷深度衰退 香港疫後去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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